昨天，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分组审议《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有委员认为，各级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应该避免城镇化指标盲目层层加码。

　　焦点一：大城市必然患上“城市病”？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一些城市空间无序开发、人口过度集聚，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重城市建设、轻管理服务，“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

　　审议时，陈述涛委员指出，拥堵、污染等“城市病”形成容易解决难，在进一步城镇化的过程中会使大城市、特大城市负担更重，可能导致以后没有办法治理。

　　“报告中今后城镇化的基本思路是以大城市为依托，建立若干个城市群。这些城市群会不会继续加重大城市负担？”因此他建议，对城镇化的顶层设计要站在更长远、更科学的角度去论证。

　　不过，蔡昉委员认为，“城市病”不是城镇化的必然伴生物，当前我国部分大城市出现的问题是管理方式造成的。

　　他说，如何避免“城市病”，归根结底不在于要不要城镇化，而是要转变城市化的管理方式，把建城、经营城变成管理和服务。

　　焦点二：推进城镇化如何不再层层加码？

　　目前，国务院正在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

　　彭森说，对于城镇化进程，国家在“十二五”有一个预期指标，但地方已经开始把城镇化的指标层层下达、层层加码。

　　“有的省认为本省的城镇化率比国家平均城镇化率低，比如全国年均增加1%，个别省份就要增加到1.6%，落实到地市有的还要搞到1.8%，这里就有盲目性。”他说。

　　蔡昉建议，不要再用“常住人口”来衡量城镇化水平，可以考虑用户籍人口或者其他方式衡量。“比如采取居住证制度衡量，如果在居住证中真正能够体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含金量，不妨以领取居住证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镇化。”

　　焦点三：怎样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审议中，委员们普遍认为，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变成市民后，在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险等方面应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

　　对于如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彭森建议，对现有的土地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担保法等法律，只要是阻碍了农村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平等交换的，都要及时地修改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