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君

  　中学时，数理化是牛文元的强项，市里的数理化竞赛，牛文元几乎都是前三名。考大学时，他却填报了自然地理专业。对此，老师不太理解。年轻的牛文元却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数理化已经成了体系了，但是地理学，也就是自然社会经济还没有进入到精密科学的大门里。面对师长们的疑问，他说，"更艰难的事咱们来做，这才叫本事。"
　　从此，牛文元的生命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连，后来的发展证明，牛文元在这个领域真的很有"本事":在中国签署里约宣言之前首创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室；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可持续发展理论专著《持续发展导论》；对"国家现代化"问题提出了一套全新理论体系，被国外学术界称为"牛氏指标"，并以此对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进行跟踪；从1998年起每年都出一本《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至今已连续10年；受联合国邀请，与其他39名国际科学家一起，为全球起草"新千年生态评价"的文本。
　　最欣慰的就是能够学以致用
　　记者:据说当时很多人不愿意报考这个专业，您的同学都是别的专业没考上无奈才选了这个专业，只有您是第一志愿。
　　牛文元:是的。选择这个专业，到现在为止，我也是无怨无悔。与别的专业相比，它和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我们国家的发展，都能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这个人有点儒家的思维，就是学以致用吧，对修齐治平也很欣赏。我总觉得如果我的学问不能变成人类的财富的话，人生的目标就有欠缺。这个专业最大的特点，就是要考虑人生活在地球上，他所要面对的客观环境是什么，包括五大部分——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后来衍变为生态学、资源学、可持续发展学，这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记者:也就是研究有哪些东西在支撑人类的生存发展是吗？
　　牛文元:比这复杂得多，地理学是目前为止，唯一联系到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自然学科，其他科学可以比较间接地联系社会，联系经济，在实验室或书斋中自成一体，但是地理学必须考虑到人，考虑到社会，考虑到组织，考虑到经济，考虑到协调，是个复杂的巨大的系统。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如何能够协调发展，不走弯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驾驭自然社会经济这个复杂而巨大的系统，难度是相当之大。
　　话外音:1962年，作为中国解放后的第一批研究生，牛文元继续攻读自然地理专业。读研的四年，牛文元接受了严格的训练，这四年，也让他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近。他把建立地理学的体系作为自己的第一个目标，以《自然地理新论》、《理论地理学》、《现代应用地理》等的出版为标志，逐渐把系统科学的思想和逻辑严密的求证，放置于学科的基础建设之中。
　　记者:专业的选择只是为您奠定了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基础，那您是从什么时候正式开始了可持续发展研究呢？
　　牛文元:1983年，联合国决议成立一个委员会，叫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是挪威首相布伦特莱夫人，所以这个委员会有时也被称为布伦特莱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和设计人类在21世纪发展的战略和道路到底是什么？因为过去一二百年以来，工业革命所走的这个道路，已被认为是走不通了，那么新的道路是什么？委员会成立的时候聘请了22位专家，中国生态学会的创始人、中科院院士马世骏是其中的一位。被聘请后，马先生立即给我写了一封信，邀我从美国回来一起做这个工作，当时我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回来后，我们每个星期都要碰一两次面，从1983年到1987年中间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我们不断地给布伦特莱委员会提供了不少的建议。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我和马先生提出，必须确定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中所处的地位。22位专家大多数来自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们那个时候最关心的就是环境问题与怎么保护环境，如果发展中国家都跟着他们走，都放弃发展去治理环境去，那我们就得一直穷下去，那不行。我们认为，环境与发展必须保持平衡，必须和发展阶段相适应，而且在发展中国家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国家的发展，况且我国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所以我们就很强烈地表达了这个愿望。到了1987年，这个委员会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报告，名称叫《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而且要把这个理念变成各个国家发展的一个指南。非常可喜的是，我们原来集中提出的4个建议中，其中有2.5个被采纳了。这对我们是非常大的鼓励。
　　记者:也就是说报告中明确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应发挥的作用和应遵循的原则。
　　牛文元:报告中承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应该有所区别，多样化。1988年，我和马先生就把可持续发展的科研课题正式立项了。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召开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100多个国家的首脑签署了“里约宣言”。这种情形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前例，在布伦特莱报告出来后才五年的时间，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就能坐在一起，形成共识，可见可持续发展这个主题本身的生命力有多强。
　　记者:这也说明整个国际社会都已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了。当时您预料到可持续发展会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吗？
　　牛文元:虽然没有预料到，但我想如果不走这条路，我们一定会吃大亏的。所以尽管当时社会上也有人对我们的提法和行动进行讽刺打击，说我们尽是创造新名词，我们还是没有退缩。里约会议之前，我倡议在中科院成立了环境与持续发展研究室，我亲自任室主任，这在国内是最早关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组织单位。里约会议后，国内这样的机构就多了。记者:从那时起，关于可持续发展，我国有一批像您这样的专家学者在工作，在推动。
　　牛文元:从学者和研究人员的角度讲，我们清醒得可能比较早，但是，要讲真正发生作用，如果没有国家层面上强有力的推动，学者讲的再多，发表的文章再多，他也起不了更大的作用。你研究的东西得到国家认可了，变成政策方针了，变成国家战略了，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学以致用，这也是我最欣慰的地方。
　　国际社会已开始客观评价中国的环境工作
　　记者:去年9月，您获得了意大利“国际圣弗朗西斯环境奖”委员会2007年年度大奖。据了解，这是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第一次获取世界环境与发展领域的高规格奖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
　　牛文元:“国际圣弗朗西斯环境奖”是由意大利国家科学院为首组成的授奖委员会，这是一个在国际上影响越来越大的奖项，到去年已经是第六届了。但是这个奖项开始设立的时候，不太看重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前的环境个人奖基本上是发给发达国家的。之所以会这样，主要就是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有一种偏见，以为我们环境工作做得一塌糊涂。有些发达国家甚至认为我们只顾发展，不管环境，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至少是个偏见。
　　记者:这次为什么给您了呢？
　　牛文元:这个奖不是给我个人的，而是客观评价中国环境与发展之后的一个结果。之所以这样说，不是因为谦虚，而是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政府对环境问题从一开始就很关注，制定了相关政策、法律。但是为什么注意了还会有那么多问题呢，就是发展太惊人了。第二，与发达国家在同一发展阶段、同一发展水平下的比较来看，我国的环境工作在实际行动上做得还是可以的。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而且经济发展如此之快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因环境问题而被拖垮。第三，尽管我们建立了较为健全的政策、法律体系，行动也很积极，但是我们所面临的环境任务确实很重。对于目前我们面临的这个挑战，我国政府是很清醒的。就是因为这些发达国家渐渐意识到了这些，看到了我们的努力，从学者到政府，从企业到民众，都正在为解决环境问题努力着探索着。
　　里约会议时，中国是李鹏总理去签署的宣言。回来后，我国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也就是1994年，就在全世界第一个提出国家行动——《21世纪议程》。这部可持续发展的指导纲领是由几十个部委共同完成的。199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由此，可持续发展成为一种全国范围内的轰轰烈烈的事情，这几年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5个统筹、绿色GDP、循环经济等，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从转变增长方式到转变发展方式，实际上这些都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不同时期的一种体现，这些都是指导中国未来发展的正确选择。
　　所以我们拿这个奖，也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做环境工作包括做可持续发展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做，而是很多人在做，如果不是这样，他们也不会把我单独挑出来，这说明国际上已开始对我国的环境与发展有了客观评价。
　　科学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的结晶和升华
　　记者:现在人们有一种误解，只要提到可持续发展，多是从自然环境方面来考虑，如果按照您的相关观点，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可是很丰富的。
　　牛文元:可持续发展是干什么的？讲定义，世界上有超过100多种的说法，但是无论怎么变，有两条总是不变的，第一条就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关系处理不好，资源供应不上，能源供应不上，经济社会发展不了。第二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这一点尤其重要。如果资源很丰富，但是人们在那里打来打去不和谐的话，那资源也不能得到很好的利用。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反映了这个国家是不是理性的，是不是公平正义的，是不是消除了过分的差异，基础民生是不是得到了满足。如果做不到这些，那这个社会就不稳定不和谐，不稳定不和谐，能可持续发展吗？
　　记者:2003年我国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十七大报告再次明确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您认为，从可持续发展到科学发展观，这两种战略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牛文元:科学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的结晶和升华，科学发展观就是把人与自然、人与人这两大关系提到了国家治理的高度。根据我的理解，科学发展观包括了三大元素。第一个元素是体现了发展的“动力”。用什么来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用先进的生产力来发展，相配套的就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指什么呢？首先我们有改革开放，这个是最大的创新，所以说改革开放是动力。此外，创新型国家又包括了这样五个方面——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探索和成功的经验要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固化在我们追求文明的道路上。第二个元素是发展的“质量”。发展要讲质量，不是GDP最多就最好，最大的质量体现就是发展和环境之间要平衡。与此相对应，国家也有一个口号，叫构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这就是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质量。第三个元素就是发展的“公平”。发展的成果要惠及全体社会成员，而不是为少数人或是一部分人，特别是要让弱势群众能共享发展成果，这就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与此相对应，我们也有一个口号，就是构建和谐社会。我用动力、质量、公平这六个字只能简单诠释科学发展观，其实它的内涵的确太丰富了。它的理念和内涵，不仅对中国有指导意义，而且是适用于全人类的。面对这样一部宏大的国家良治体系，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我有一种紧迫感，怎样才能充分地发挥它的效力？我们还要再为它做什么？这是我正在思考的问题。
　　话外音:在思考的同时，牛文元已经开始了行动。2月29日，就在牛文元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报到的前一天，他参加了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课题组的一次例行会议。这个课题组共分四大块20几个子课题，牛文元是其中一块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