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宋晓梧  摄影:本报记者　舒晓南

王慧峰

　　宋晓梧: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与改革的实践，曾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兼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党组成员兼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宏观体制司司长，国家体改委分配和社会保障司司长兼国务院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国劳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劳动部国际劳动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厂长(经理)工作研究会副秘书长。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近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比例失衡等问题有加剧之势，不仅引发人们对贫富差距拉大引发社会不公的担忧，也阻碍了中国扩大居民消费需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脚步，一定程度上固化了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发展模式。
　　2011年，“十二五”规划开局，如何让百姓更好地分享财富蛋糕被置于重要位置。“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首次独立成章写入“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以个税改革为标志，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大幕拉起。
　　如何让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怎样才能把财富蛋糕更合理地分配到群众手中？记者就此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
　　劳动报酬总量占GDP比重持续降低
　　记者:过去五年，国家财政支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用于民生方面的投入大幅增加。“十一五”期间，全国公共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比“十五”时期分别都有大幅增长。但另一方面，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
　　宋晓梧:收入分配失衡现在已经是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乃至社会共识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改革的主线，目前各方面已达成共识。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提出多年了，为何难以推进？关键在于国内消费不足。因此，未来必须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而想要解决居民消费不足，当务之急和根本途径都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尽快扭转多年来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趋势，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政策调整的全局性问题。其中，加快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尽快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完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最为重要。
　　记者:收入分配改革在“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占有显著位置。草案强调，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如此强调，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因为现状堪忧？
　　宋晓梧: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1990年为53.4％，2000年该比重降为51.4％，2007年则只有39.74％。2000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这从国际上比较看，也是不正常的。如果拿中国与美国相似发展阶段相比，劳动报酬占国民净收入的比重依然是偏低的。举例而言，1920至1929年，美国劳动报酬占其国民净收入的比重为60.5％。
　　还要看到，劳动报酬总量占GDP的比重下降，并不足以说明普通职工收入的变动状况。近20年来，少数垄断行业职工和企业高管收入大幅度提高，这意味着，一般企业普通职工的实际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更是降低了。在劳动报酬中，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17％逐年下降到近年来的11％。
　　记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宋晓梧:目前中国劳动报酬过低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劳动力资源配置转型不到位，劳动力市场运行不规范，市场机制没有充分、合理发挥作用的结果。
　　政府应该干预初次分配而且大有可为
　　记者: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又处在城乡劳动力分割、农村劳动力逐步向城市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劳动报酬低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
　　宋晓梧:我认为不能只从劳动力供求数量上分析中国收入分配问题。这种分析只看到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数量特点，而没有分析其体制特点。按照人口增长态势，从1980年到2020年左右，我们都将处在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状态。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劳动力资源正处在由政府统一配置向市场配置的转型期。至今我们还是政府主导的劳动力市场，这在整个经济社会渐进转轨的大背景下是必然的，但也要看这期间逐步积累的重大问题。
　　首先是初次分配中农民工工资长期被过分压低。从事同样的工作，城市职工比农民工工资高一倍甚至两倍。2008年广州、深圳、杭州、南京、东莞、上海、无锡、苏州、宁波等长三角、珠三角九个城市，出口加工企业中农民工平均工资与当地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相比，很少超过40％的，差别最大的东莞，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每月3293元，农民工是971元，不到城镇职工的30％。最低工资标准国际上一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这意味着东莞等地农民工工资连最低标准都达不到。2009年、2010年最低工资标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最近工会方面的调查表明，农民工的工资依然偏低。
　　第二是初次分配中行业收入差距过大。从目前的资料看，中国行业收入差距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2倍扩大到5倍左右。问题是如此巨大的行业收入差距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吗？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准入方面的行政限制带来的。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编辑出版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8)》分析认为，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收入有1/3是靠各类特许经营权获得的。当然，行业收入差距还与资源税、资源产品价格改革不到位密切相关。
　　第三是初次分配中工资集体谈判机制不健全。现代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水平不仅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还要受到劳资集体谈判的影响。但我国至今尚未形成完善、有效的集体谈判机制。可以说，工会组织为劳动者维权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是我国劳动报酬比重低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原因。由于缺乏有序、有效的集体谈判机制，我国企业内的劳资纠纷多以无序方式展开，其中集体争议案件大幅度上升，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因素。
　　再有就是规范初次分配的劳动法律法规不落实。例如在最低工资、最低劳动条件确定等方面，政府虽然有相关规定，却疏于执行和监管。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为追求任期内的GDP增长，过分强调招商引资，对严重违犯劳动法律法规的现象疏于监管，也压低了一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
　　记者:那面对这么多问题，政府应该在初次分配中发挥什么作用呢？
　　宋晓梧:仅就以上提到的四个方面来说，提高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政府可以有所作为，而且必须有所作为。更何况，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应比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地照顾普通劳动者的权益。
　　经过30年的经济起飞，我们还在研究所谓“第二代农民工”问题，其关键在于城乡户籍制度以及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的行政分割。户籍制度是典型的行政手段，积极稳妥地改革户籍等一系列行政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政府责无旁贷。
　　打破行政性垄断，合理调整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以及推进与此相关的资源税、资源产品价格改革当然是政府的责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的组织权、谈判权如何界定，雇主的组织权、谈判权、关厂权如何界定，应当提到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了。
　　而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劳动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完善劳动仲裁和法律援助机制，为劳动者获得合法收入提供法律保障，更是政府在一次分配中不可推卸的责任。
　　记者:是否可以为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确定行政指标？
　　宋晓梧:我很担心，由于中央强调了收入分配的重要性，提出提高“两个比重”，人们往往容易陷入习惯思维，用落实行政指标的办法来对待，比如几年之内达到什么指标，然后分解落实到年度，落实到企业，这难免损及企业的用人自主权。我要强调一点，发挥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不是依靠层层落实行政指令的方式去作为，而是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上下功夫。我认为，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变地方政府之间的GDP竞争，解决政府与市场界限不清造成的大量权钱交易腐败行为，对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也是十分重要的。
　　二次分配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是当务之急
　　记者:刚才您讲了政府在初次分配中大有可为，那在二次分配中政府的着力点又在什么地方呢？
　　宋晓梧:二次分配方面，政府的着力点应该放在扭转基本公共服务或者说是社会保障逆向转移的问题上，至少要把这个趋势在“十二五”期间抑制住，逐步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向弥补一次分配的过大收入差距。
　　记者:我们知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十二五”时期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在您看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大力度？
　　宋晓梧:我们要搞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有充足的投入，如果投入不足，覆盖面就达不到。
　　此外就是结构调整。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在二次分配中存在逆向转移的倾向，这个倾向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都有所体现。所以在总量投入加大的情况下，要侧重向农村倾斜，侧重向老、少、边、穷、后发地区倾斜，侧重向困难群体倾向。
　　要调整投入结构，必须进行相关体制的改革。例如，要缩小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在现有财税体制下难度极大。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中央出大政方针，地方买单，各地分灶吃饭，而且各地可以自行确定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结果发展水平越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也越高，加大了区域之间一次分配的差距。应该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财力分配关系，逐步把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适当集中到中央，由中央来统筹平衡各地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并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经费保障机制。
　　记者:您觉得目前改革的突破口在什么地方？
　　宋晓梧: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不仅有待于社会保障制度自身的完善，还有待于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进程，从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看，付出艰苦的努力也需假以时日。但有些问题是应当也可以立即研究解决的。例如，应尽早统一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不要再在事业单位、机关与企业职工之间分别设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了，至于不同群体之间的特殊性，可以通过企业年金或其他补充保险来体现。又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1998年制度设计时就是覆盖全体城镇职工的，当然包括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可是至今党政机关干部和相当多数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职工没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仍然实行被国务院文件明确规定要改革的公费医疗。这两个例子说明，真正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要对现有利益格局进行调整，是要触动既得利益的，其难度不可低估。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抱有怎样的期待？
　　宋晓梧:如果说，前一阶段人们更多关注不同群体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无问题，今后人们将会更加关注不同群体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高低问题。解决基本公共服务逆向转移倾向，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是下一阶段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重大挑战。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要针对不同项目，兼顾不同地区，统筹城乡规划逐步推进。
　　我还想强调一点，目前中国改革千头万绪，利益错综复杂。要想出台一揽子方案，彻底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是很难的。但是，未来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难以推进，甚至发生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