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人民政协报》的渊源，需从1984年底我从中央党校调入全国政协机关说起。那时政协报是周二刊，每期到来，我都从一版到四版从头条到末条乃至中缝都认真阅读，从中学习有关政协的一切我所不懂的东西。日积月累，我对政协的性质、历史和日常工作逐渐有了一些认识。再往后，我开始给《人民政协报》写稿子，由浅入深，由小到大，从党中央“五一”口号到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中央号召，从为参加一届政协而牺牲的烈士到协商土地改革问题，总之是学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最后，一发而不可收拾，我开始就更深一些的理论问题进行研讨，以后竟然成了习惯。回想起来，这一段的经历，对我后来在政协能够分管理论政策研究和新闻宣传工作，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1994年3月初的一天，正值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召开之际，我接到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朱训同志的电话。他告诉我，为加强对政协报社的领导，确保两会期间新闻宣传工作的方向，党组决定让我暂时把政协报社的领导职责承担起来。那时我作为研究室主任，同时担任着全国政协会议文件起草组第一副组长的工作，起草和修改会议文件的任务很重。但组织上既已决定，个人必须服从。这样，在那次政协大会期间，我把时间和精力一分为二，每周一、三、五在政协机关，二、四、六在报社，忙得捉襟见肘不亦乐乎。我记得，在政协报抓的第一件大事是重新起草《人民政协报》的社论。因为送我审定的社论原稿对全国政协工作的大局大势基本不了解，讲的一些话也比较空洞且缺少针对性，如果不标示时间甚至看不出是什么时候针对什么问题写的。报社有关同志在我办公室坐等发稿，而手上的稿子又确实不能签发。于是，我现场提笔起草，以会议必须发扬民主、增进团结、求真务实、鼓舞干劲立意，完成了起草开幕会社论的任务。两会结束后，我向朱训同志提出撤出报社的要求。朱训同志回答我，党组决定调我去报社工作，担任总编辑，负全面责任。就这样，我和当时随我一同进驻报社的李劼同志就留在了人民政协报社。
    实际上，我在报社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前后整整一年。一年时间在我工作40多年的时间里本来算不了什么。但由于自己倾注了心血，还是有许多事情让我终生难忘。
    一件是加强理论和评论工作。那时报社撰写社论评论方面文章的力量比较薄弱，理论研究不够，以往出问题挨批评也往往出自这个原因。我调到报社后，首先配合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自己动笔或组织撰写了《高歌时代同心曲》、《学习政协章程，切实履行职能》等五篇评论贯彻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精神的系列文章；然后又自己动笔或组织撰写了《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等理论文章或本报评论员文章。一年中，《人民政协报》有组织地发表的社论、评论、短评和理论文章多达数十篇，受到中央有关部门和政协领导的充分肯定。同时，还组织召开全国性政协理论研讨会，与深圳市政协主席周溪午同志共同主编了关于人民政协理论研究论集。
    二是健全工作制度。到报社后，我总结以往工作中出问题的原因，发现工作制度不健全或执行制度不认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注意抓了定期召开编委会议和编前会议制度，落实从采访编辑到排印校对尤其是主编值班各个环节的规定。同时，自己对每一期报纸大样都认真进行审读点评，并将审读点评的意见全部用红笔鲜明地标出后张贴于办公楼内大厅，以示对工作不细致不认真者的督促，也请大家了解自己对工作的要求，加强対自己的监督。在员工分配和奖惩方面，也着意推动朝着按工作数量和质量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方向行进了一步。
    三是加强队伍建设。我调入报社正值报社挨了批评和整顿领导班子之时，一些员工或心存疑虑，或情绪低落，也有些干部或员工之间存有矛盾或隔膜。我在报社首先从自己做起，要求自己做人要廉，做事要公，待人要诚，绝不参与到以往个别人的是非恩怨之中。同时，我在报社的会议上不仅反复讲搞好团结的道理，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从推动各个环节人员的协作配合入手，比较有效地促进了大多数同志的团结协作。
    四是重视经营管理。到报社后，有件事情让我很吃惊。这就是作为差额补贴事业单位，我们偌大一个报社每年只有５０多万元的财政补贴，而我们自己的经营收入上半年只有６０余万元且未全部到账，这意味着不用很久我们就不仅无法工作甚至连吃饭也成了问题。于是，我分别找有关人员研究，采取了几项措施：一是将实情迅速向上汇报，积极争取国家财政部门的支持；二是阐明编采与经营两个轮子的辩证关系，让大家都能理解和支持经营工作；三是兑现原定奖惩规定，调动经营人员的积极性。这样，当我一年后离开报社时，报社不仅已经扭转了财政窘况，而且还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家底。
    １９９５年我又因工作调整离开报社。接到调令后，我向组织上提出三条意见。第一条是恢复因成员陆续调整而实际上已经停止工作的政协报社党组，以加强集体领导；第二条是落实总编辑应负职责，不再由机关为报纸审查把关；此外，还有一条是关于报社工作的其他意见。我的这些意见后来都被党组采纳了。
    此后，我与报社的缘分并未结束。其中最难忘的，是１９９７年邓小平同志逝世后那篇悼念社论，题目是《丰碑永铸，伟业长存》。这篇文章篇幅不长，但那是我们几个人研究成果的高度概括，也是政协报发表的第一篇全面叙述邓小平同志为人民政协事业所作贡献的文章。
    数年后，我作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又一次有缘分管政协报社工作。那时，政协报社已经今非昔比，事业有成，并呈现出蒸蒸日上的趋势，我所能做的也只是一些锦上添花的事了。
    现在，《人民政协报》已经三十而立。作为在全国政协工作近30年、与政协报社有过密切关系的我，对报社这３０年的进步和成绩，目睹耳闻，感慨良多。除表示热烈祝贺之外，对办报工作提出一点建议：要进一步充实和加强报纸的理论和言论内容。言论是政协的特点，是政协报的灵魂。准确地传达党中央的声音，实事求是地反映各界委员的意愿和诉求，这是《人民政协报》的重要使命。但报纸不是中央文件，不能只照抄照搬文件上的话。在中央文件和广大读者之间，还有一座桥梁，这就是经过我们的研究把深刻的道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我有个感觉，作为一张政治性公益性很强的大报，没有一个专门的理论评论部是似有欠缺的。不知此言是否得当，仅供参考。

                                                                        (作者为人民政协报社原总编辑卞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