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君

    刘迎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即北京儿童心血管病中心主任，1997年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2000年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2003起任全国政协常委至今。专业方向:复杂先天性心脏病临床与基础研究，关注方向: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及中国特色医疗体制探索。
　　从医43年，主刀手术几万例，看着孩子们像一朵朵娇艳的鲜花再次绽放，刘迎龙的喜悦胜于父母之心。当政协委员17年，执笔提案近百件，看到自己的一条条建议被落实为国家的大政方针而惠及千万百姓，刘迎龙感觉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此。
　　■■用一生去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2013年12月25日一早，天还没亮，刘迎龙和四位年轻大夫就已经开始在心外大楼四楼病房为远道而来的孩子们看病。从六点半到八点钟，他们先后为18位先心病患儿做了系统的体检和诊断，几个外地来的孩子当天就安排了住院。
　　像这样，披星戴月来上班，刘迎龙已坚持了数十年。按照医院的常规安排，刘迎龙一周出一次门诊，挂15块钱的专家号。作为国内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最有名气的专家，一周一次门诊无异于杯水车薪，许多家长不远千里长途跋涉就是奔着他来的。为了使孩子们看病更方便，刘迎龙亲自与院里协商，在小儿心脏中心所在的四楼病房专门安了一个挂号系统，只收四块钱的挂号费，这样不仅减少了孩子们的看病花销，还免去了家长来回奔波于门诊与病房之间的烦恼。这就是一个个小天使在这里重振翅膀的绿色通道。
　　一系列方便措施的实施成效显著，现在这个绿色通道和协助申请基金救助等几项措施一起，被媒体誉为安贞医院小儿先心病诊治的立体化诊疗体系。其实，无论是创建绿色通道，还是构建立体诊疗体系，在刘迎龙心里，都和一种深沉而厚烈的情怀相关。这些便民措施的受益儿童大多来自外地农村，或是边远山区。而那里，正是刘迎龙魂牵梦萦的地方。
　　1969年，初中刚毕业，17岁的刘迎龙和15名同学来到内蒙古哲里木盟开鲁大草原安家落户。作为这个新家庭的集体户户长，刘迎龙带领着两名男同学挑起四个水桶，走遍全村。每到一家，老乡就会往他们的一个桶里倒一点咸菜、往另一个桶里倒一大碗酱。就这样，这帮大孩子才安了一个家。1970年的一天，刘迎龙接到公社秘书打来的电话。他骑着毛驴赶到公社一问，才知道由于自己的突出表现，他被推荐读医科大学。听到这个信儿，刘迎龙并没有天上掉馅饼那般喜悦，但他感觉，学医真好。虽说下乡还不到两年，但刘迎龙对这个半农半牧地区乡亲们的困苦生活和缺医少药的状况深有感触。“不要说没有钱，就是有钱乡亲们也没地儿看病去。公社的卫生院就是两间干打垒的房子，医务人员只有一个从通辽卫校毕业的护士。”一次，刘迎龙亲眼看到一个牧民老乡赶着大马车拉着一个孕妇到卫生院去，白天去的，没到晚上就难产死了。为此，刘迎龙不知多少次彻夜难眠，看着病魔无情地夺走了乡亲们的生命，而自己却无能为力，刘迎龙从此便默默地许下了心愿:用自己的一生去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1971年至1974年，刘迎龙就读于吉林医学院医疗系。1975年，刘迎龙作为队长和同学们组成医疗队，到吉林省永吉县巡回医疗。三年多，他们住在老乡家、吃着百家饭，给老百姓送医送药。刘迎龙回忆，那个时候，毛主席所倡导的农村合作医疗的春风已刮到永吉县了，但那时的合作医疗与现在的新农合不一样，政府不出钱，农民拿两块钱形成互助，看病的挂号费三分钱。就用这点儿钱，刘迎龙和他的医疗队搞了“三土四治”。自己上山采药，自己做葡萄糖注射液、做柴胡感冒药、元胡止痛药，自己弄高压锅消毒，自己做蒸馏水。在今天看来，医疗队这种自力更生行为，就是非法行医，非法制药，得坚决取缔。但在当年，他们的土法子却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2005年，刘迎龙以全国政协视察团成员的身份赴吉林省视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情况。他特意向团里告了假，回到阔别37年的永吉县，回到半拉川、大河川、腰屯这几个当年工作过的村子，仔仔细细地考察了他们的卫生室。“农村卫生工作有改进，但是改进不是特别大。”那次回访让刘迎龙一直放心不下。直到最近这两年，刘迎龙在视察调研中了解到永吉县和全国各地一样，新农合已开展得如火如荼，他的心才渐渐宽敞起来。
　　■■放弃绿卡　因为祖国更需要我
　　1981年，刘迎龙到阜外医院心脏外科进修，并于1983年考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心血管外科专业研究生，师从朱晓东院士，主攻人工心脏瓣膜研究。对于心脏来说，瓣膜就像阀门，必须闭合紧密、不能返流，否则心脏就会扩大而危及生命。当时，我国还不能生产人工瓣膜，只能从美国进口，这一困境成了限制我国当时心脏外科发展的瓶颈。为了突破这一瓶颈，刘迎龙在朱晓东院士的指导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获得了突破性进展，成功研制出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瓣膜。为进一步深造，1989年6月28日，已经留在阜外医院工作的刘迎龙，作为交换学者远赴美国新泽西州ST.Joseph’S医院心外科研修学习。
　　一年学习期结束后，同去的医生绝大部分都想方设法留了下来。刘迎龙的美国导师布尔曼也对他说，“你是我接触的中国医生中最出色的一个，留下来马上就能给你办绿卡，你可以拿到每年5万美元的薪酬。”美国的住院医生制是从3.6万美元开始，5万美元相当于第三年的住院医生，当了主治大夫后收入就更多。刘迎龙在美国的两个老师都是业界的权威，一个年薪500多万美元，另一个年薪300多万美元，他们都很看好刘迎龙。
　　毫无疑问，留在美国，工作和生活条件都会很优越。出国前，刘迎龙在北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他的家蜗居在阜外医院顶楼阳台上搭建的一个铁皮房子里，夏天最热时能达到50度，而冬天只能生个火炉取暖。是回去继续吃萝卜白菜，还是留下吃炸鸡火腿？很多美国同事的调侃对一般人而言，是个需要做出选择的问题。刘迎龙却未起半点波澜。他脑海里一直回味着布尔曼的一次授课。布尔曼是个中国通，来过中国11次。有一回，在哥伦比亚大学，布尔曼讲授“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医疗卫生工作”。说完古巴和苏联后讲到了中国，他指着同去的刘迎龙说，这个大夫是中国最好的做心脏手术的大夫，他们的医院等着住院手术的人有1万个。哇，为什么这么多？台下50多个学生都睁圆了眼睛。布尔曼说:“因为做10个和做100个挣的钱一样，因此，人们不干。当然，这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医院和医生的工作状态。”同学们问:“那现在呢？”“现在发生了一些改变，大夫做10个和做100个已经有区别了。”同学们又问:“能差多少呢？”“能差10％。”布尔曼话音刚落，底下又是“哇”声一片。
　　这堂课，虽然布尔曼导师讲的都是实情，但刘迎龙听得却很不是滋味。在刘迎龙出国之前，我国每年只能做几万例瓣膜替换手术，却有超过200万患者在排队等待。一位患者的丈夫曾为刘迎龙写下一句话:十万双眼睛、十万颗心。导师的课坚定了刘迎龙回国的想法。没错，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是落后。正因为落后，祖国才更需要我。1990年6月28日，在出国整整一年之后，刘迎龙毅然回到了阜外医院。
　　迎接刘迎龙的，是事业上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刘迎龙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时任阜外医院院长的朱晓东对他说，“我们的瓣膜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小儿先心病的治疗，手术数量少、死亡率高，这个专业受苦受累收入低，但是却又很紧迫，你去把这个事业做起来吧！”
　　■■走到哪儿，就把生命的动力送到哪儿
　　同样是拿手术刀，从成人心脏瓣膜到小儿心脏手术，对于身高臂长的刘迎龙而言，其转变之大可想而知。然而，对于刘迎龙这一代人而言，他们考虑更多的不是自己的需要，而是哪儿需要就上哪儿去。
　　如果说小儿先心病是心脏外科的难点，那么法洛氏四联症则是这个难点中的难点，如何提高手术疗效、降低死亡率，成了刘迎龙团队工作的重心。经过不断摸索、总结经验、打破传统观念，刘迎龙通过对高危因素的分析，扩大了法洛氏四联症根治术的适应证，把过去业界普遍认为不能做的病例都做了起来，从1994年到1996年，仅两年的时间他们先后完成了366例法洛四联症根治手术，将这一手术的死亡率从13.9％降到了1.1％。这一成绩达到了国际水平，获得了国内外同行的一致赞许，为了表彰他们的突出贡献，国家科技部授予了他们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在一个个鲜灵灵的小生命面前，手术刀是坚硬的，医生的内心却是细腻体贴的。传统的心脏直视手术，要在孩子的前胸切一个刀口，留下一条像蜈蚣般的疤痕。细心的刘迎龙发现，这样的手术不仅容易造成孩子“鸡胸”，还让他们不敢穿泳衣，这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心理阴影。既然手术的安全性提高了，能不能最大可能地减少对患儿心灵的伤害呢？为此，刘迎龙对小儿心血管及胸廓解剖特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94年10月7日，在一例房间隔缺损手术中，刘迎龙和他的同事第一次尝试从右侧腋窝下切口，因为虽然心脏长在左侧，但大血管都集中在右侧，右侧切口更便于血液转流。尽管术中，医生只能看到心脏的局部，但刘迎龙认为，在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脑子里有一个完整的心脏。这一技术确实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通过对500例右侧切口手术患儿和500例传统手术患儿的术后随访和对比，结果显示，无论是乳腺发育、胸廓成长、两肩活动还是心理评分，右侧切口的效果都明显好于传统切口手术。
　　两年前刘迎龙接到了英国一家医院发来的邮件表达了他们的敬意。十余年前刘迎龙为一个孩子从右侧腋窝下做了心脏手术，现在孩子移民到了英国，在这家医院复查时他们很难想象中国医生居然能从右侧腋窝下做心脏手术。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受益于这一手术创新，二十年来，刘迎龙不仅将“经右外侧小切口矫治小儿先天性心脏畸形”技术应用到包括法洛氏四联症在内的所有复杂手术中，更通过技术培训班、手术演示、发表文章，将这一技术传授给了国内同行，并推广到了国外。10年前，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心脏病外科专家到中国考察，看到中国小儿心脏手术死亡率如此之低，他很惊讶。为了看个明白，他索性改了航班不走了，在北京守着刘迎龙一星期，跟着他看他做手术。回国后，这位专家把自己医院的医生和儿子都送到中国找刘迎龙学习，并三次邀请他到印度尼西亚去给他们的病人做心脏手术。
　　2010年，听从北京市卫生局党组的建议和安排，刘迎龙调入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工作。为了给他创造更大的空间以便给更多的孩子们看病和手术，安贞医院将图书馆搬移，将小儿心脏中心的病房调整扩大。刘迎龙就像一台心脏发动机，走到哪儿，就把动力送到哪儿。2009年，安贞小儿心脏中心一共完成了630例手术，刘迎龙调入后通过团队的共同努力，2010年，手术量上升为1200多例，2013年达到了2500例。
　　刘迎龙的办公室已挂不下患儿家属送来的锦旗，只好一摞摞摆在柜子顶上。只有一张稚嫩的铅笔画被刘迎龙贴在案头的墙上，那是8岁的新疆女孩阿依扎白特意给她的“刘爷爷”画的，画中那个幽默热情的光明天使跟刘迎龙还真有几分神似。
　　■■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推动医改不断深入
　　据刘迎龙估算，我国每年大约有20万个先心病患儿出生，加上还未做手术的患儿，一共约有200多万个先心病患儿。刘迎龙介绍，相对于白血病来说，先心病侵犯了心肺两个系统，发病率更高，但先心病可治性强、远期效果好，大部分患儿术后可以正常生活，因此开展先心病“三级预防”工作更加紧迫也更具现实意义
　　为此，刘迎龙与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数次联名提交“小儿先心病三级预防”提案:一级防治是对先心病致病因素的预防；二级防治是孕期筛查，当胎儿长到5个月时，就可以采用特定的超声技术查看胎儿心脏，及早诊断出已患先心病的胎儿，再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对复杂重症的先心病患儿进行早期干预；三级防治就是通过外科手术矫正，对已患病的患儿进行早期治疗，减少先心病的危害，提高先心病患儿的治疗效果。
　　作为一位小儿先心病的专家，刘迎龙每天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提高医术救死回生，还要操心孩子们的治疗费用。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治疗周期长、治疗成本高。这些不幸的患儿家庭中，有的面对巨大的不幸无可奈何，有的举债看病、因病致贫甚至家庭破裂。每当有患儿因贫困放弃治疗时，孩子和大人那绝望的眼神，搅得刘迎龙的心一阵阵愀痛。从2004年起，“把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纳入大病统筹”进入刘迎龙做提案时的重要选题。每当握笔撰写提案时，刘迎龙的心就会舒服些。提一次没效果，就坚持提，年年提。终于在2010年，小儿先心病试点新农合统筹。“现在，农村的先心病患儿，新农合大病统筹可以报销70％、当地民政的大病救助解决20％，个人只承担10％费用的医疗保障格局，如果能够申请到救助基金，那患儿家庭承担的就更少了。”只要一谈到受惠于新农合政策的患儿，已近甲子之年的刘迎龙就会露出孩童般天真的笑容。
　　能来北京看病救治的孩子是幸运的，但是还有更多的孩子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来京看病，他们同样让刘迎龙放心不下。为此，刘迎龙早在十年前就开通了自己的个人网页，提供在线咨询问答，与全国各地的患儿家属进行沟通交流。后来北京有一个好大夫网站，因其主张公益性而得到广大患者的高度信任。为了更广泛地给孩子们提供看病就诊的机会，刘迎龙教授率先开通了好大夫个人主页，至今，刘迎龙已经回答了四万多个问题。点开刘迎龙的网页，可以看到2013年12月24日晚上回答一位外地患儿家属的咨询，已是凌晨2点。因为日间手术排得太满，实在是累了，睡一觉起来再回答咨询的情况已成常态。咨询都是免费的，刘迎龙却把热情耐心的回应当成了一项必须完成好的硬任务。
　　这个好大夫网站让刘迎龙亦喜亦忧。喜的是，通过网站，自己的答疑解惑为无数患儿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安慰和希望，忧的是，通过各地医院上网医生的数量及答复排序，他总能一目了然地看出我国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均衡。
　　为调整这种不均衡，刘迎龙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做了多年的努力。2004年至2008年，刘迎龙连续五次提案呼吁“多点注册行医”。2008年全国两会前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邀请刘迎龙等10位医卫界的全国政协委员，就即将出台的医改方案建言献策。10位委员各抒己见，有的谈以药养医的问题，有的谈管办分离的问题，有的谈婚前检查的问题，刘迎龙谈的是“多点注册行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此前，医改方案已经过16个部门的协商讨论，计划当年两会后就公布。10位委员讲完后，吴仪当场表示这个方案(草案)确实还有很多问题，回去还要从头研究，还要有更多的配套文件。一年后的200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公布。“意见”提出“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虽说只是一句话，却让刘迎龙和他的几位多年关注此事的助手激动得跳起来。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十六个方面，60条，非常好，特别是医改在不断地深入。”谈起三中全会的决定，刘迎龙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悦之情。近一个多月，刘迎龙到河南、内蒙古等地做手术时，又多了一项任务，即向当地的医护人员讲解党的大政方针，讲解国家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