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马画

　　到了元代，“外邦人”统治中原，许多门类的绘画逐渐萎缩，而马画依然是焦点。马画对蒙古人的巨大吸引力也不难理解。在整个元朝，无论朝廷内外，画家经常用马这个主题来传达大量的政治社会信息。李公麟倡导的白描技法也成为了元朝绘画的主要表现手法。

　　龚开的《骏骨图》是最早的元朝马画之一。在宋亡之前，龚开曾是两淮制置司监官，任职于李庭芝幕府。作为抗元英雄陆秀夫的挚友以及一名爱国者，在元军伐灭南宋的过程中，龚开虽已年过五旬，仍在闽、浙一带参加抗元活动。元建都后，龚开穷困潦倒，靠卖画为生。他所画主题甚蕃，涉及景物、人物和马，并且成功表达对统治者的愤怒和对前朝覆灭的遗恨，《骏骨图》即是一典型例子。这幅作品描绘了一匹饥肠辘辘的马，它瘦骨嶙峋，几乎抬不起头来，但仍可从其如炬目光中感受到不屈精神。虽然瘦马图已经成为从唐朝起几个世纪以来的惯用主题——特别是在杜甫写了《瘦马行》之后——但龚开对瘦马的描绘更胜过杜甫的诗性。在题诗中，作为宋朝遗臣的他将瘦马比作自己：

　　一从云雾降天关，空尽先朝十二闲。今日有谁怜瘦骨，夕阳沙岸影如山。

　　虽然龚开是从唐朝大家那里习得马画技艺的，但他的文学背景、书法技巧和饱满的情绪则与宋朝艺术家李公麟更为接近。除了偶尔使用晕染和纹理，犀利的轮廓和马的鬃毛和尾巴的线性纹理都师承李公麟。然而，龚开更倾向于将自己所思所想注入瘦马的形象中，使它成为一个象征符号，而并非像李公麟那样仅仅为马画像。

　　继龚开之后的是赵孟頫(1254-1322年)，他是元朝最著名的马画家之一。作为元朝文人画运动的领军人物，他提出“作画贵有古意”的口号，扭转了北宋以来古风渐湮的画坛颓势，使绘画从工艳琐细之风转向质朴自然。就马画而言，赵孟頫吸收唐宋各家之技艺，包括李公麟的白描。正如他的山水画一般，赵孟頫的马画也别具一格。比如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的《调良图》，虽然有唐风的韵味，但正像龚开的《骏骨图》那样，赵孟頫特有的笔触和赋予画的象征意义使这幅画有了新的诠释。

　　把赵孟頫的画与郝澄《人马图》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者的异同点都极易辨识：共同之处是都画了一名马夫和一匹低头的马，并且都以墨渲染马身、以线性纹理勾勒马的鬃毛和尾部；不同之处则是，郝澄以客观现实的方式呈现主体，我们可以看见空间、肢体以及心理状态的一种融合，而赵孟頫则以一种主观的视角呈现主体，赋予人、马一种象征意义，图中马夫的目光、阴影的排布等都使马成为了焦点。

　　赵孟頫尤其善于抓住马独有的精气神。甚至当观者在仔细审视时，依然能从画家笔下之马的眼睛中感受到聪慧和坚不可摧的精神。马鬃、马尾以及马夫飘动的衣角皆有大风起兮之感，这更加体现了马在狂风之下的镇静。这匹马也因此被解读为赵孟頫的自我象征，否则还有什么能更好地解释他在皇朝更替之时受异族统治环境束缚时所画之物呢？像李公麟一样，赵孟頫依靠其书法上的造诣，能够顺利用笔勾勒出马的形态。而他那以诗意化、书法化来抒发隐逸之情的逸格文人画的出现，也揭开了全新的绘画时代。

　　任仁发(1255-1328年)是与赵孟頫同时代的马画名家。与赵相同，他供职元朝，曾为都水庸田副使，后任浙东道宣慰副使。作为一位极负盛名的马画家，却鲜有保存至今的画。更复杂的是，他的画与其忠实的追随者的画难以分辨清楚，其中包括他的儿子贤材、贤能(1285-1348年)、贤佐(1286-1350年之后)和贤德(1289-1345年)，以及他的孙子任伯温。在任氏子嗣中，任仁发的三子任贤佐尤其善于复制父亲的风格，而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任伯温所作的《人马图》中也同样可以看出任仁发的风格。

　　在任仁发的作品中，收藏于美国尼尔森-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的《九马图》或许是最为重要的一幅。这幅作品描绘了御马厩中喂食的情景，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描绘了两匹马由马倌牵着出发；第二部分描绘了两匹马在水槽中饮水，另外一匹马由马倌牵着匆匆赶来；第三部分描绘了围绕着食槽的四匹马，其中两匹正低头吃草，另外两匹则昂首四顾，两位马倌正在伺候它们进食，其中一位拨弄着食槽，另一位手持托盘走向食槽。图中对马的姿态与脾性的描绘如此生动而真切，正体现了观察者细腻敏锐的目光和娴熟专业的绘画技巧。

　　任仁发《九马图》的声誉一直延续到元末，也为后世众多马画家提供借鉴。任仁发去世后不久，其孙任伯温继承了这幅作品。后来任伯温还请杨维桢(1296-1370年)题词，杨所写的内容与尼尔森-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版本相吻合。

　　这类“调马”的主题可以追溯到唐朝，那时就有记载《内厩调马图》和《出浴图》。这类作品通常描绘了一群御马被喂养、照料的情形。这些内容在后世也反复出现，甚至在日本屏风画中也可以看见。这些主题的作品在宋朝则被称为“秣马图”或者“飞龙饮秣”。虽然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些早期作品了，但我们可以在金朝(1115-1234年)的壁画上找到类似主题与风格的绘画。

　　金朝壁画与尼尔森-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画的比较为后人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在金朝壁画中，斜向马槽和制造透视效果的倾向仍然与宋朝绘画技法有关，这和尼尔森-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中所藏的任仁发画作不同，从任仁发画中堆叠的人马与正面马槽看来，他似乎对透视没有兴趣，但这种平面堆叠的人马却创造了一种留白与平衡的美感。任仁发对马本身的描绘也同样反映了技法随时代推移的改变。

　　除了《九马图》，任仁发还画过描绘同样场景、主题的画，但画中只有七匹马。这幅作品在15世纪中叶(明朝)，被两个文人记载下来了，对同一幅作品提供了佐证。吴宽(1435-1504年)写了一篇关于任仁发的《七马饮饲图》的文章，图像内容与尼尔森-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画相似，只是缺少了前两匹马。与吴宽同时代的文人王鏊(1450-1524年)同样谈及过任仁发的《饮饲图》，特别提到了这幅画描绘的是七匹马在御马厩中被喂养的情景。这两位文人也许谈及的是同一幅作品。有一种可能，即任仁发根据同一主题曾经画过两幅不同的作品，抑或在十五世纪中叶任仁发的《九马图》已经被别的艺术家大量模仿，同一幅作品逐渐发展出了不同的变体。任仁发对马匹喂水喂食的设计成为后世许多艺术家临摹的范本。这可以从法国巴黎的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钱选的一幅长卷《驿马图》中找到线索。钱选在画作中布置了16匹马，虽然从画风来看，它离原始的“饲马图”已经相距甚远，但还是出现了任仁发画中的特点，包括《九马图》中的一些特色。

　　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同样藏有一幅传为任仁发的《饲马图》。这幅画上有三匹马和两个马夫。除了一些小细节之外，该作品精简的构图几乎就是尼尔森-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藏卷最后一部分的镜像。然而，这幅图画松散的结构和生涩的笔触无疑暗示着这并非出自任仁发之手，更可能是其明朝的后继追随者所画。

　　任仁发和大部分元朝文人画家一样，都喜欢用画来表达自己，因此他的画通常蕴含众多象征意义。他的《九马图》也不例外。元代诗人丁复曾根据类似画面题过一首诗：

　　群马共一槽，一马独不食。

　　麒麟在羁束，万里未尽力。

　　岂不念一饱，俛首悲向枥。

　　奚官倚修栁，面目好颜色。

　　瑶池定何许，天高莫云碧。

　　这里，“麒麟”是一匹不肯加入众马进食的马，它极其渴望回归瑶池——属于它自己的地方，而不是在这里为了吃饱喝足而被限制自由。显然，丁复以马喻人，暗讽了中国文人被蒙古统治者所限制的残酷现实。他不屑当权者给他一官半职，这正如他笔下所写的“麒麟”一样不为五斗米折腰。麒麟心系天高云碧，也正如当时的文人渴望还朝之时。尼尔森-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卷中，拴在马槽右边的一匹马显然对喂食毫无兴致，它庄严的目光与在画布中所处的主要位置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二马图》也是任仁发之作，同样富有寓意。这幅画描绘了两匹马：一匹膘肥肉厚、一匹瘦骨嶙峋。他在画后这样题字描述：

　　予吏事之余，偶图肥瘠二马，肥者骨骼权奇，萦一索而立峻坡，虽有厌饫刍豆之荣，宁无羊肠踣蹶之患。瘠者皮毛剥落，啮枯草而立风霜，虽有终身摈斥之状，而无晨驰夜秣之劳。甚矣哉，物清之不类也如此。世之士大夫，廉滥不同，而肥瘠系焉。能瘠一身而肥一国，不失其为廉；苟肥一己而瘠万民，岂不贻淤滥之耻欤？

　　文后有其落款“月山道人”，以及两枚印章“任氏子明”、“月山道人”，皆为真迹。然而，由于题字写在配附的丝绸上，可能本不属于这幅画。这种不确定性的增加也来源于任仁发实际所画与其描述文字的细微差别。文中提到肥者“萦一索而立峻坡”，这一设定对于之后的“宁无羊肠踣蹶之患”非常重要。然而，在画中两匹马周围并无任何场景，而是踩着空地。虽然，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这个细节也是可以被省略的。这幅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二马图》不管是任仁发还是其忠实的追随者画的，都无疑成为了能够代表任氏风格的重要作品。

　　此画中的瘦马受龚开之笔(藏于日本大阪艺术博物馆的《骏骨图》)的启发。除了马的方向不同，该画和大阪艺术博物馆的藏画如出一辙。北京藏卷看起来有真实的水洗色，但其中马的腿部、肋骨和尾部展现出了同样的重复模式。

　　同样的，从江苏淮安明朝宦官王振之墓出土的一幅传是出自任仁发之手笔的短卷上面同样勾勒了两个对比强烈的形象：一肥(黑)一瘦(白)。自1496年王振入土算来，这幅画可以追溯到15世纪中期。与北京藏卷比较，这两匹马要更加写实、更加注意细节的描绘。马夫正在喂养肥黑者，而瘦白者则卧在地上，简单的背景描绘包括半掩的石块和树顶。这二马之间的对比也比北京藏卷更为值得推敲。肥者与傲气马夫相伴，被好生养着；而在一旁柳树下无力倚靠的则是瘦马。这组对比强烈的形象互相呼应。

　　在描绘肥马时，淮安画作的作者可能参考了著名唐朝马画家韩干，因为其样貌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为韩干所作的《牧马图》极其相似。比较两幅作品，可以看出，两匹肥马颜色相同(黑色的身体上有5枚白色斑纹)，除此以外，它们还有同样竖起的尖耳朵，同样丰满柔软、富有曲线感的身体，还有同样细长的腿。甚至它们的姿势也一模一样，都抬起一条前腿。虽然如此，《牧马图》仅仅是写生式的肖像画，而淮安画作者的二马对比背后的隐喻却是吸引我们的原因。除了伪造的落款之外(“月山”的署名和印章都很可能是后来加上的)，这幅画没有明朝中期那种公式化的绘画模式，是十五世纪晚期中国马画的一件佳作。郑时敏也许是这幅画可能的作者之一，他是明朝宣德年间(1426-1435年)最著名的马画家。他的家族三代都专注于画马，他的父亲郑克刚、侄子郑文英都曾入宫担任画师。

　　最后一位元朝马画家也许就是周朗了，他曾为元顺帝时期的宫廷画师。关于他的信息，今存少之又少，他曾经因为《佛郎国贡马图》而名声大噪。这幅图描绘了当时的罗马教皇送给元顺帝的一匹好马。罗马教皇应约派以马黎诺里为首的数十人的使团来到中国，于1342年七月抵达元上都，并送予一匹欧洲名马作为礼物。元朝皇帝认为此乃来自天堂的吉兆(“天马”)，在被周朗记录的同时，这匹马也出现在当朝官员的诗歌文章中，比如揭奚斯的《天马赞》、欧阳玄的《天马赋》、周伯琦的《天马行应制作并序》、陆仁的《天马歌》等。关于周朗的原作，而今只有一幅明朝较完好的复本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幅短卷描绘了元顺帝接见来使的情形。周朗把画面分作两个部分，右边部分是顺帝坐在龙椅上的形象，他身边环绕着三名宫女、两位文臣和一位相马师；左边部分是贡马和佛郎国使节。这件复本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周朗这幅历史性作品的绘画风格和结构。

　　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周朗的《杜秋娘图》原作，从这幅作品中我们可以一窥周朗在人物画上的独创风格。通过《杜秋娘图》中细致的笔法和《佛郎国贡马图》中对女性的描绘进行比较，我们可以了解周朗的原作在明朝复本中丧失了什么。这两幅作品都给我们提供了能够重新认识周朗风格和十四世纪晚期中国马画的有价值线索。

　　另一幅描绘佛郎国贡马的肖像画出自与周郎同时代的画家、一位蒙古道士——张彦辅。虽然现今人们只知道他善画山水，知道他活跃于顾瑛的玉山草堂诗会，不过张彦辅实为触类旁通的画之大家，他也和周朗一样供职于宫廷，并且画了佛朗贡马。据陈基的《跋张彦辅画佛郎马图》中所述，张彦辅将这张图视为自己最好的杰作。很快这幅图又成为了顾瑛的藏物，尽管该画作至今已经无法寻着，但它曾被许多文人所称道，认为其表达方式和技法实属上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