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视上传来李克强总理的声音——“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再增长10%以上”时，河北省大名县第一中学高一学生小彤“非常开心”。

　　这个学习成绩中上、土生土长的农村女孩觉得自己离重点大学梦又近了一步，因为贫困，村里现在还在坚持读高中的人是寥寥无几，县里面每年能考 上全国排名前十的重点名校的人一个巴掌就能数过来，“好几次我都想放弃，也想去打工还能供弟弟上学，但我爸妈不同意，他们觉得考上大学才能摆脱农村，才能 改变贫困的命运。” 

　　在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委员的记忆里，1965年考入清华大学时，自己所在班级至少有三分之一都是农村孩子。他来自安徽的一个县城。

　　“现在学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的确有所减少。“顾秉林说。而去年，北京大学首次公布了该校的农村生源比例，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仅为14.2%。

　　“农村学生受教育机会的低起点使他们在与城镇学生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湘潭大学原校长罗和安代表说，“一开始，农村孩子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罗和安分析，考试内容的偏城市化也是造成农村考生在高考中处于弱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现行的高考招生政策中，如加分政策、自主招生政策、保送生政策等存在很大缺陷，对农村考生而言，存在很大不公。

　　顾秉林说起一所大学自主招生的故事：在面试的时候，这所大学的老师想考查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能力强不强，就问他关于手机的问题。很少用手机的孩子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结果自然是出局了。

　　从2005年开始，香港中文大学开始参加內地的统考。与原来的招生方式不同，香港中文大学取消了面试。校方的理由很简单：北京面试容易，四 川、广西这样的地方面试也容易么？“我们要把机会留给人才，不能让财富因素过分地影响人才的培养。”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教务长、校长助理的苏基朗教授说。

　　昨天在教育界别的联组会议上，在谈及高考改革与公平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石定果委员向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推荐了的《无声的革命》一书。这本书用1952-2002年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学籍卡片的翔实材料，展现了1949年以后，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的一场革命：以往为社会上层子女所垄 断的精英教育状况被打破，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子女逐渐在其中占据相当比重，并将这一比重保持到20世纪末。

　　“一个活跃、正常的社会，底层的年轻人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动。《政府工作报告》中能明确地提出这个增长，说明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与严重性，是非常好的事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晋军说。

　　去年，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增8.5%。但是，在这位社会学学者看来，现在单从一个百分比并不能判定这种现象就能马上得到改变，这是一个需要持之以久的活儿。现在的工作，若干年后会看到效果。

　　“10%这个数字肯定有打通社会上升渠道的作用。但是，高等教育毕竟只是整个教育历程中的一段，想要让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更加通畅，除了增加农村贫困地区学生上大学的机会，还应该从义务教育等方面共同发力，提升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水平。” 南开大学副校长许京军委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