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在试点近50天之际，广州市“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情况通报会宣布：暂停试点“婴儿安全岛”，主要原因是短时间内接收弃婴数量已经超出了福利院承受的极限，需要暂停试点进行总结，并做好已接收婴儿的防疫、分流等工作，条件成熟时再适时重开，重新启用时间另行公告。（3月17日《广州日报》）

　　与此同时，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院长朱洪向记者透露，南京“弃婴岛”自启用后，也是倍感压力，接收的弃婴数量骤增，多到让他们感到吃不消了，相关部门也在考虑“弃婴岛”是否要继续试点下去。如此看来，“弃婴岛”停摆有可能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并导致一轮大面积的停摆潮。

　　这样的情况恐怕是管理部门所未能想到的，毕竟“弃婴岛”并非国内首创而属于“泊来品”。然而人家运行自如的模式，何以到了国内却成了无以承受之重，这样的反差确实值得反思。原本以为，“弃婴岛”可以让弃婴行为更加规范，从而给他们提供政策性的保障，使他们免受被伤害的恐惧。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困局，还在于出现了责任的错位与走偏。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父母都有抚养孩子的法定义务，抛弃和遗弃婴儿、儿童，轻则属于违法，重则属于犯罪，会以“遗弃罪”之类的罪名定性并追究责任。实际上，设立“弃婴岛”不是让政府承担抚养责任，也不是鼓励家长采取遗弃行为，而是提供一个避免恶意遗弃，造成伤害的场地，给予孩子以保护和家长改正的机会。在国外，虽然父母将婴儿遗弃于“弃婴岛”在可以从轻处理，但不过是给予家长自责和后悔的机会，并不是“政府代劳”。

　　反观国内却发生了变形走样，只接受不处理造成了责任错位。在接受遗弃的同时，若是相应的救济和执法不能跟上，则家长很难出现后悔与自责，“谁家的孩子自己抱”的机率就会大大降低，并因此加重公共救济的责任压力，造成“婴儿安全岛”无以承受之重。

　　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弃婴岛”收养的孩子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百分百是中重度病残。如此看来，这也是家长抛弃孩子的主要原因，并为“弃婴岛”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具体分析，弃婴的动机和成因复杂而多元，一是由于婚检制度的退化，科学生育素养不足，优生优育的状况不理想；二是医疗保险的政策倾斜度不够，生育之后的治疗成本过高，从而催生了“人性之恶”; 三是法律知识普及不够，对于弃婴的法律责任缺乏认识。

　　有人认为，“弃婴岛”的行为属于情与法的纠结，原本两者之间并不构成冲突，但由于公共管理机构在强化道德的同时，弱化了对法律责任的履行，从而才出现了行为上的偏差。“弃婴岛”所带来的尴尬正在于此，若不能解决弃婴背后的诱因，从事前、事中和事后给予全面治理，那么“弃婴”和“救助”之间就会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其行为也很难得到规范。要化解时下的尴尬需要多方入手，但如何从源头上减少和遏制弃婴的行为，才是弃婴岛存在的真正意义。某种意义讲，“弃婴岛”无以承受之重也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有效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