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阅读读什么?这个问题问得既好也不好。

　　首先说问得好。首先要问读什么书，然后才是读不读和怎么读的问题。问到读什么，自然要引出书目推荐的话题。今天，常有“书太多，多得都不知道读什么才好”的说法，书目推荐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说到书目推荐，清末“中学为体”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一直被奉为权威。此后，20世纪20年代，胡适、梁启超、鲁迅、顾颉刚以及汪辟疆等国学大师也都有过开列书目之举。如今推荐传统经典书目的事情已经引不起多大的关注,百十来种传统经典，多读几本少读几本似乎问题已经不大，推荐不推荐，经典永远在那里，“随所好选读”就是了。倒是当代新书佳作的推荐正在受到高度关注，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一些行政机构、公共图书馆、出版机构、媒体乃至研究机构对推荐书目投入了很大热情，各种书目推荐大有竞相出台之势。尽管推荐单位各有立场、各有所图、各有出发点，新鲜出炉的各种书单互有差异，然而，只要评选主体真正负起责任来，评选程序安排得当，评选专家能坚持质量第一，坚持从读者出发，坚持正确的价值观，真正致力于为全民阅读充电加油，总归有益于世道人心，让大家欢喜。各种推荐书单之间的差异，一方面正好反映出版业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读者接受到更为丰富的信息量,传递的还是社会的正能量。

　　那么，我为什么又要说“全民阅读读什么”这问题问得不好呢？

　　因为，全民阅读首先应当是读者个人的事情，实在不应当过度依赖外力的推动，更要切忌成为规定性的活动。我们这个社会过去活动搞得太多，养成了凡有活动就要问规定是什么。而全民阅读活动实在是不必问读什么的。阅读是人生最自由的事情，每一位读者都要充分意识到这一可贵的自由，学会享受这一自由。倘若真的要问读什么，那么，答案很简单，那就是：首先要读你喜欢读的书。一个人连喜欢读的书都不知道，或者都不去读，还谈什么全民阅读！

　　读书需要推动，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关键还是在于要真正自觉自愿地去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大学等不少大学都曾有过组织教授推荐学生必读书目，可是最终学生的读书状况还是很不理想。武汉大学对大学生阅读的要求比较具有强制性，用学分来强制，不读就没有学分，据说相比之下要好一些。其他大学的阅读比较活泛，尽管推荐了书目，甚至还称为“必读书”，好像很重要，实际上读与不读，还是在于学生自己。

　　我赞成武汉大学强制大学生阅读“必读书目”的做法。倘若连在读的大学生都没有读书的紧迫感，还指望什么样的年轻人去读书呢？欧美国家许多大学是把大学生阅读作为必修课来安排的。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中，认为阅读和写作是最重要的课程，从小学到大学，阅读和写作的课程是不会间断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国大中小学校的阅读课就一直受轻视如此。

　　不过，我们也有开列学生必读书目受到学生追逐阅读的事情，那就是中学语文新课标开列的必读书目。中学生爱不爱读我们不得而知，但家长一再要求自己的孩子“必读”我们却是知道的。因为中考、高考的语文试卷中必定会有一些与必读书目有关的试题，在“一分一操场”的激烈竞争形势下，孩子再不爱读的“必读书”也就不能不读了。可见还是考试的指挥棒在起作用。

　　毕竟，学生阅读并不是全民阅读的主体部分。从特定的意义来看，学生阅读主要是教育事业的一部分，教育事业的规制决定了阅读可以成为强制规范的一个对象。而全民阅读却是社会文化建设的一项任务。社会文化建设需要通过引导、推动从而达到和谐交融的状态，使之成为国民素质的自然表现。书目推荐固然是对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一种引导、推动，但最重要的还是让广大读者养成阅读的自觉性和自主性，让更多的人自觉自愿地去找书读，对好书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惊喜、有所褒扬，这才是阅读的好境界。否则，书目推荐得再多、再热闹，读者们却不去阅读，特别是国民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恐怕就会又一次落下虚假繁荣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