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眼中的投资、债务和GDP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孙琦子 进入增速换挡期的中国经济真的危机四伏吗？

　　在那些悲观的经济学家眼中，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和不确定因素、一些领域累积了债务风险、高增长时代正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而在成为过去，这些都让他们觉得，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挑战。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林毅夫仍然认为，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还有20年每年8%的增长潜力。

　　6月4日上午，林毅夫在“首届中国企业走出去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上，表达了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林毅夫对经济观察报说，自己的判断并非乐观，而是基于实际数据和经济理论的客观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少数派”的理由

　　在大多数观察中国的经济学家中，林毅夫是“少数派”。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和调控政策挑剔不已，他们认为中国过去依靠大规模投资带动的高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他们认为，大规模投资不仅为政府造成了过重的债务负担，同时过于充裕的货币流动性为以后的发展和改革带来了难题。因此面对下行压力，中国政府必须控制靠投资来刺激经济的冲动，转而依靠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

　　然而林毅夫却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确实有不少体制、机制问题，但是自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是国际周期因素造成的，而非中国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或其他体制因素，并且，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主张。

　　林毅夫认为，在不利的国际周期因素影响下，中国经济要“稳中有进”，维持中高速增长，保证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只能主要依靠内需。但应该是什么内需，国内经济学界存在很多争论。他说，消费是基础。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消费是发展的目的。但消费不能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因”，而应是经济增长的“果”。如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提高，收入就不能增加，在此状况下，消费增长只能依赖储蓄。如收入不增长，随着储蓄减少，消费最终需要举债。当债务到期无法偿还时，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林毅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增加消费的前提是收入水平必须不断提高，而且是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提高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依靠的是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将资源配置到生产附加值比当前更高的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要以投资为载体。随着产业的升级，生产规模不断增大，市场范围也随之扩大，交易成本必然上升。为此，必须不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这需要投资。当然，必须是有效投资，不能投资于过剩产能，应该是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投资。

　　调控新路径

　　中国政府正在采取的调控措施，与林毅夫的判断是一致的。

　　6月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打通长江经济带；讨论通过《物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同时决定简化合并增值税特定一般纳税人征收率以减轻企业负担。

　　这是国务院通过投资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尝试，这样的政策部署在近两个月以来不断出现。不过，与以前不同的是，当下国务院对投资的部署更多的注重社会资本，而不是依靠政府和国企投资。一个证明是，今年4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推出了首批80个面向社会的重大投资项目。

　　6月12日，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司长黄民对外解释说，这些项目从方式上要改变，这次推是面向社会资本推出，以社会投入为主，尤其是鼓励民间资本的投入。按我们的想法，也就是这80个项目主导的应该是社会资本，部分项目应该是民营资本主导。

　　对于刚刚经历过4万亿投资的中国经济而言，通过投资来提振经济是“敏感”的一招。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新一届政府的调控手段正在去行政化，经济学博士出身的总理李克强正在逐渐告别凯恩斯学派的思路，更加尊重和信任市场的力量。他们认为，即便面对下行压力，政府也不应该通过大规模投资来刺激经济。

　　林毅夫不愿意将李克强总理定义为“凯恩斯学派”和“新供给学派”的任何一方，他对经济观察报说，“克强总理是实事求是派。”

　　林毅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当前中国有效投资的机会非常多。201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80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但产业和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空间巨大，二者都离不开投资。”

　　林毅夫认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还很多。虽然城际间的高铁、公路、机场建设较多，但城内轨道交通、地铁和道路建设严重不足，地下管网明显老化，许多城市被堵车和城市内涝困扰。上述领域的投资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再次，中国环境压力大，节能减排和治理污染都需大量投资。此外，中国的城市化率是53%，相较于发达国家70%-80%的平均水平，中国仍处于城市化进程中，也亟需加大基础设施和市政建设投资。有效投资的机会众多，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最大差异。

　　在林毅夫看来，中国资金也十分充足。首先，从政府财政角度看，根据去年6月国家审计署的数据，中央和地方政府负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40%，在全世界属最低水平。发达国家的负债率普遍超过100%，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超过100%，中国还有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巨大空间。其次，中国储蓄率高达50%，可利用政府财政资金来撬动民间资金，扩大投资。此外，中国还有3.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全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进口所需的外汇储备充足。这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最大不同，因此，只要根据当前国际金融经济形势，采取有效的反周期政策，中国经济增长率就能维持在期望的水平。

　　地方债“三药方”

　　但是大松大紧的投资已经多次被质疑，2008年4万亿的投资就被认为隐含了一定风险和问题，地方债务就是其中之一。在过去的几年间，中国的政府性债务不断膨胀。这让不少人担心中国债务风险会集中爆发。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将地方债务问题列为中国经济2014年下半年要闯的首个关口，他说，2014年到期需偿还的债务约为2.4万亿，财政收支矛盾较大。

　　但林毅夫认为，地方债务的总体规模在可控范围内。他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债务规模并不高，而且都是内债，即使局部出现风险，也不会导致波及全国的系统性风险。其他国家的债务主要用于支持消费，而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大多用于投资，而且优良资产居多。有资产作为抵押，如无法偿还，可进行资产重组，所以地方政府的实际债务并不想中的严重。

　　林毅夫说，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比例并不高，主要问题在于，地方政府是借短债去做长期投资。地方政府无论是向银行融资，还是利用地方投资平台通过影子银行融资，借贷期限通常是1至3年，但投资项目一般是长期项目。虽然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铁路或管网都是好项目，但投资回报周期长，有的长达20年甚至30年，而其债务必须在1至3年内偿还。现实中，债务到期后往往因为不能举新债还旧债，造成无力偿还。在此状况下，前段时间银行发债太多，比例太高，杠杆太高，所以要加强对银行的监管，但地方政府如不能举新债，就不能偿还旧债，大量的影子银行应运而生，利率显著高于银行借款利率，加大了地方政府的还债压力。因此，“短债长投”是最大的问题。

　　这位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为解决“短债长投”问题开出了三个药方。他认为最佳之策是，允许地方政府发城建债，通过长期债务融资来做长期投资。为此，必须对现行法律作适当修改，允许地方政府直接发债。其二是，通过调整银行放贷政策，鼓励和引导地方政府直接向银行融资，而不是求助于影子银行，这样，不仅利息成本低，且十分透明。第三个药方是，由中央政府代为地方政府发债。

　　林毅夫说，“根据今年两会公布的数字，中央政府将代地方政府发4000亿元的地方建设债，这一数字还可提高。”

　　林毅夫的判断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施政理念是一致的。李克强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的地方债务总体安全可控。而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李克强将“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把地方政府性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推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防止和化解债务风险”纳入2014年政府工作的部署。

　　5月21日，十省市试点地方债自发自还，此前4月23日首批80个鼓励社会投资示范项目公布。地方债自发自还打开发债“正门”，地方亦可以用PPP手段缓解债务压力及风险。这两大政策同日出台，传递出中央缓解地方融资压力的积极信号，政府也积极响应，广东省当日公布，2014年自发自还债券148亿元。

　　2009年8月1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就全球经济形势深入交换了意见。四年后的2013年11月，就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聘任林毅夫为国务院参事。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李克强一直希望能够为中国经济找到一条既能保证短期增长，又能着眼长远健康发展的调控之路，但下行的压力和诸多不确定因素一直在考验着政府的调控智慧和政策手段。一些缺乏耐心的市场人士急切地张望着改革的红利能尽快出现。

　　林毅夫对经济观察报说，只要继续发挥后发优势，充分挖掘发展潜力，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制度扭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发挥政府因势利导作用，将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有机结合起来，不管国际经济形势如何变幻，我们中国经济维持稳定快速健康的增长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