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婉拒的铺垫，在信的开头，袁枚先写了四句很有感情色彩的话语：“十年旧雨，相晤邗江，彼此须眉，都非畴昔”——相交十年的老朋友，偶然相逢在扬州，大家都比从前苍老了许多。然后切入正题……

　　朱自清写过一篇题为《如面谈》的文章，说写信要“如面谈”，而且“比‘面谈’需要更多的心思和技巧。”特别是遇到一些棘手事，比如要婉拒别人的请托之类，便更需煞费苦心了。

　　举两个明清文人的书札作例。

　　有个名叫陆学博的士绅请汤显祖写墓铭，汤显祖回了封简短的信：“文字谀死佞生，须昏夜为之。方命，奈何？”

　　写碑文墓铭一类的文字，不外是对墓主生平作浮言谀词的吹捧，是见不得阳光的，只好违命，有什么办法呢？

　　《牡丹亭》作者三言两语婉拒了请托，态度很坚决，语气却委婉：他，一个光明正大的人，总不能去做“须昏夜为之”的事呀。寥寥数语，汤显祖的心灵与心思、风骨与风趣、机警与技巧，跃然纸上。

　　有个名叫杨山斋的扬州地方官要向袁枚讨借玉版《兰亭》，珍贵家藏，岂能说借就借！即使拒绝像杨某人这样的朝廷命官的过分要求，《随园诗话》作者也有足够的勇气与智慧。作为婉拒的铺垫，在信的开头，袁枚先写了四句很有感情色彩的话语：“十年旧雨，相晤邗江，彼此须眉，都非畴昔”———相交十年的老朋友，偶然相逢在扬州，大家都比从前苍老了许多。然后切入正题：“所借玉版《兰亭》，理宜呈上，缘匹夫怀璧，形影相随，譬如野妾山妻，虽非绝色，其不肯寄宿邻家也明矣。”译成白话文大概是这样：“您向我借玉版《兰亭》，照例自然应该立即送上，可是平民百姓身边一块玉璧，是像形与影一样不可分离的，就如山村里的女人，虽然不太漂亮，但也不肯在邻居家留宿，这也是合乎常情的道理呀。”

　　袁枚就是用这样富于弹性与幽默的文字，婉拒了杨山斋的要求，不卑不亢，入情入理，既给自己保住了尊严，也给对方留住了面子。

　　这样周全地包装自己良苦用心的“婉拒”，也许只有如朱自清所说的“需要更多的心思和技巧”的书信才能做好。现代人用电话、手机短信取代了书信，但电话与手机短信能完成如此圆密的心智活动吗？“断然拒绝”、“对×××说不！”我们在行，但古人擅长的“婉拒”的智慧与文字机巧，我们欠缺了不少。如果说“婉拒”也是一种文化，那么这种文化随着书牍文化的逐渐失势而逐渐失色。

　　中国的书牍文化源远流长，到了明清两代达到鼎盛。我曾在潘家园很幸运地购得一部著名的中国早期书信选集———周亮工在明末清初编辑的《尺牍新钞》，书前题名《选例》的序文里，有“或映照苦心，或阐扬逸行”的提法。汤显祖的《答陆学博》和袁枚的《复杨山斋》不就是“照映苦心”的范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