珂勒惠支版画自画像

力群1936年创作的版画鲁迅肖像

　　影响中国艺术界尤其是木刻艺术颇深的德国艺术家珂勒惠支的版画作品这些天在中华艺术宫对外展出——“我的孩子，春天来了——德国绘画大师珂勒惠支作品展”上展出珂勒惠支作品40余幅，这位德国女艺术家对中国文化艺术界所产生的影响自从上个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引进以来就从未停止。

　　这一展览是中华艺术宫与德国路德维希博物馆等联合策划推出“同行——2014美术馆联合展”的一部分，而其中心则是对表现主义的呈现。表现主义绘画是20世纪初流行于北欧国家的艺术潮流，强调艺术家的主观感受，导致对客观的变形、夸张。展览还包括“通变涵远——20世纪中国美术中的10个样本”、“狂野的心——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展”、“琳琅满天——20世纪下半叶意大利表现性艺术展”等艺术展。

　　珂勒惠支在中国的名声之大与鲁迅无疑有着巨大关系。1930年代，在上海这座城市，鲁迅第一次把珂勒惠支的版画介绍到中国来。

　　1992年，上海曾经举办过一次珂勒惠支作品展，在那次展览上展出了这位德国女艺术家的80多件作品包括木刻、石版及铜版画。

　　时隔20余年，珂勒惠支作品再度出现在上海，出现在中华艺术宫的大型展览“同行——2014年美术馆联展”上。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因为鲁迅的大力推介，不少中国进步木刻青年，无论是创作思想或是表现技法，都受到过珂勒惠支的影响。那时上海的进步美术青年，在政治上随时随地会遭到迫害，承受着政治上、创作上和生活上的多重压迫，他们以刻刀为武器不断创作，使得新兴木刻版画成为了中国木刻中第一次真正吸收了西方风格的版画形式，从而改变了中国木刻版画历史的进程，正如鲁迅所说：“中国木刻图画， 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但现在的新木刻，却和历史不相干。”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专访了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纪念馆内依然完好保存着几本鲁迅生命中最后编著的版画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轻轻翻过一页，扉页上印着一行小字：“有人翻印，功德无量”。

　　艺术评论：为什么鲁迅会在他的时代里，特别推崇木刻艺术？

　　王锡荣：鲁迅的艺术修养很深，从小就会在描红簿上印人物绣像，《水浒传》等等画了很多整本，多为白描，还出售给富裕的同学。他对艺术有修养也有爱好，这是基础。后来鲁迅到教育部，分管美术、图书馆、博物馆，全国儿童美术展览他是第一个发起人，中国美术史上有他一笔。鲁迅空闲时候也画画，北京大学的校徽就是鲁迅设计的，当时的国徽也是他和其他三人设计的，要知道国徽的设计相当复杂。美术是他的积累、造诣，也是他的修养。在1925年前后，开始编刊物《莽原》、《未名》，都要用到插图，自己写作的书也需要插图，插图中许多都是版画、木刻画。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就非常留心国外美术作品，大量的画册、书，很多插图就是版画形式，当然，这些版画中有铜版，石版，但更多的是木版。鲁迅到了上海，1928年成立朝花社，侧重介绍国外艺术作品，尤其注重版画。从充作书的插图，逐渐注意到了木刻版画，然后他又组织了团体，专门介绍推广木刻版画，新兴木刻由此而生。

　　当然中国古代也有木刻版画，新旧的区别在于画家与版画制作者是否同一个人。中国古代版画至少分三个环节制作，画家只管画，做版画的人管刻，再印。国外的版画是画家与刻者印者是一体的。中西方版画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操作过程其实不一样。所以，西方版画形式再度引入中国，便称其为新兴版画，也是新概念版画。鲁迅觉得版画有前途，在书里做插图形象生动，有味道，与书的内容合在一起看，也更能帮助读者理解作品，有种阅读的愉悦感。青年艺术家不富裕，画油画常规需要几个月，颜料画布，成本太大，而木刻则无须什么成本，当时印刷也不像现在那样程序繁多，就是一个拓，比较原始，简便，成本低，速度快。时代条件局限下，不富裕的艺术青年多，杂志十天半月就要出版一期，于是，速成的版画是个好方法。

　　还有个重要因素，当时的社会发展非常快，社会运动要跟上时代潮流，所以版画尺寸都很小，不能超出书的尺寸，否则还需要翻印缩小比较复杂。鲁迅在此感到时代急剧变化，需要有力量的，有生命力有冲击力的作品，与文字相配合，一起出现，会效果特别好，形式的喜闻乐见带来传播的速度增快。

　　所以在上海，1928年秋，成立朝花社，1929年开始推广版画，印刷并出版版画，从1930年开始鲁迅自己办展览，1931年举办了木刻讲习班，这个讲习班现在就列为中国新兴版画的发起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