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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燮: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我从“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开始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连任了三届,细细数来15年,件件往事萦绕心头。正是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开始,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以至后来的世界遗产保护工作当中。特别是在六届全国政协期间,以侯仁之委员为首的四位委员向政协大会提交了中国加入《保护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的提案,为我国承担世界遗产保护工作尽了一份政协委员的责任,其中就有我在内。
1985年,在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前,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委员打电话给我。他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在巴黎通过了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国应该加入这个公约,我们应该提交一份这样的提案。我当即表示完全赞成。侯仁之教授先是在1984年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时知道这件事的,这给他很大的震动,中国历史文化渊源深厚,完全符合世界遗产的条件,我们应该放眼世界,更好地保存祖先留给我们的珍宝。这样,就有了这份由侯仁之起草的,侯仁之、阳含熙、我和罗哲文共同签名的,编号为663号的提案。1985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我国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7年,我国有了第一批入选世界遗产保护的项目。
正是有了这样的好传统,不管是哪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都要为保护文物而调查研究,而奔走呼吁,而提提案,甚至上书中央。保护北京古都风貌,更成了政协委员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时,往往是全国政协会同北京市政协一起去调查。我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五届、六届全国政协的时候,我们多次调查并呼吁:卢沟桥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不能再走车了。在一次调查现场,一位大概是管道路交通的负责人说:“桥,就是走车的。”我不太同意他的这个观点。我说:“过去是,但现在不行!碗是吃饭用的,但我们故宫陈列的金饭碗就不是吃饭用的!”
回忆保护文物的往事,有时很顺。1979年2月北京德胜门箭楼要拆除。当时我是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有责任呼吁不拆。即于2月19日上书陈云副主席,请考虑制止破坏这一文物,很快就批准了我的信。但是有时也出现过莫名其妙的突变,若不是据理力争,像该列入到历史文化名城的上海,该列入世界遗产的平遥古城,恐怕都被一下子抹掉了。上海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是中国共产党的摇篮,怎能不列入历史文化名城?平遥古城古建筑基本上是原汁原味,保持完整,汉族文化传统特色突出,“历史真实性与环境整体性”的保护都很好,怎能在我们自己最后讨论申报世界遗产会上突然“榜上无名”?对上海的这件事,是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单士元、罗哲文和我联名上书万里副总理才抢救回来。而平遥古城,是我在会后不得不立即于1995年6月19日紧急上书给建设部侯捷部长等领导,建议一定把它申报为世界遗产。
自从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组织的文物保护调查活动给了我很大的机缘,使我对古建文物有了更多“身临其境”的调查研究,我想,保护文物,保护世界遗产,匹夫有责。
(作者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本版文章摘自《人民政协纪事》,刊登时有删节)
编辑:杨雅婷
关键词:全国政协 保护 政协委员 责任 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