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开始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连任了三届，细细数来15年，件件往事萦绕心头。正是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开始，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以至后来的世界遗产保护工作当中。特别是在六届全国政协期间，以侯仁之委员为首的四位委员向政协大会提交了中国加入《保护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的提案，为我国承担世界遗产保护工作尽了一份政协委员的责任，其中就有我在内。

　　1985年，在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前，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委员打电话给我。他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在巴黎通过了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国应该加入这个公约，我们应该提交一份这样的提案。我当即表示完全赞成。侯仁之教授先是在1984年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时知道这件事的，这给他很大的震动，中国历史文化渊源深厚，完全符合世界遗产的条件，我们应该放眼世界，更好地保存祖先留给我们的珍宝。这样，就有了这份由侯仁之起草的，侯仁之、阳含熙、我和罗哲文共同签名的，编号为663号的提案。1985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我国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7年，我国有了第一批入选世界遗产保护的项目。

　　正是有了这样的好传统，不管是哪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都要为保护文物而调查研究，而奔走呼吁，而提提案，甚至上书中央。保护北京古都风貌，更成了政协委员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时，往往是全国政协会同北京市政协一起去调查。我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五届、六届全国政协的时候，我们多次调查并呼吁：卢沟桥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不能再走车了。在一次调查现场，一位大概是管道路交通的负责人说：“桥，就是走车的。”我不太同意他的这个观点。我说：“过去是，但现在不行！碗是吃饭用的，但我们故宫陈列的金饭碗就不是吃饭用的！”

　　回忆保护文物的往事，有时很顺。1979年2月北京德胜门箭楼要拆除。当时我是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有责任呼吁不拆。即于2月19日上书陈云副主席，请考虑制止破坏这一文物，很快就批准了我的信。但是有时也出现过莫名其妙的突变，若不是据理力争，像该列入到历史文化名城的上海，该列入世界遗产的平遥古城，恐怕都被一下子抹掉了。上海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是中国共产党的摇篮，怎能不列入历史文化名城？平遥古城古建筑基本上是原汁原味，保持完整，汉族文化传统特色突出，“历史真实性与环境整体性”的保护都很好，怎能在我们自己最后讨论申报世界遗产会上突然“榜上无名”？对上海的这件事，是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单士元、罗哲文和我联名上书万里副总理才抢救回来。而平遥古城，是我在会后不得不立即于1995年6月19日紧急上书给建设部侯捷部长等领导，建议一定把它申报为世界遗产。

　　自从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组织的文物保护调查活动给了我很大的机缘，使我对古建文物有了更多“身临其境”的调查研究，我想，保护文物，保护世界遗产，匹夫有责。

      （作者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本版文章摘自《人民政协纪事》，刊登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