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涉刘铁男一案的前“山东首富”宋作文，近日出现在公众面前。国庆假期期间，宋作文在山东烟台出席了龙口市第三届孝德文化节并致辞。同时，从公开渠道来看，涉及刘铁男一案的多家企业负责人，目前也基本“安然无恙”。（10月9日《新京报》）

　　行贿与受贿如身与影，没有行贿就没有所谓的受贿。当受贿者刘铁男正在经历牢狱之灾时，而行贿者宋作文却在红尘中逍遥，生意照做、财照发，甚至出席孝德文化节并致辞，是何等具有讽刺意味，的确让人在情感上受不了。

　　行贿与受贿性质相同却刑罚上有天壤之别，很多人都将其归咎于法律的缺陷。《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但其第一款又规定：“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的这些规定，除了贿赂的送与受处罚有别之外，事实上也保留了入罪的空间。如果严格起来，按照现行的这些规定，作为向刘铁男行贿的前山东首富就不会“安然无恙”了。

　　其实，如此立法并非没有考虑到行贿对权力廉洁性的腐蚀作用，事实上还考虑到了在惩腐执法与执纪过程具体实务中的可操作性。行贿与受贿在职务腐败是相对隐蔽的类型，在案件的查处中取证具有难度，即便官员承认收受了某人的贿赂，如果没有具体行贿人提供的证据，便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那么，不管是党规上的量纪，还是司法上的量刑，这些证据都是缺损的无效证据，所涉的金额不能认定为受贿，而只能作为“不明收入”处理。

　　如此语境下，行贿与受贿同罪，必然会给具体案件的查处带来难度，试想行贿者交待行贿的事实，把官员送进监狱的同时，也把自己赶进了铁窗，谁会配合调查？一旦官员东窗事发，恐怕逃都来及。更何况，如果形成了司法氛围，也会使得行贿与受贿之间的攻守同盟更紧密。正是因为如此，不追究行贿者的刑罚，恰恰是惩腐实务中留出破除腐败攻守同盟的武器，行贿者做“污点证人”，配合有功，免于处罚；相反，不配合，一旦查实给予严惩，显然，这并不是针对行贿的，而是针对不配合办案的。

　　“行贿无恙”症结还在惩腐依赖。这意味着，行贿与受贿同罪修改法条相对容易，但真正落实起来恐怕尤为艰难。受贿有罪，行贿逍遥，并不符合预防腐败的法治伦理，更不符合社会对腐败“零容忍”的期待。然而，解决这一悖论的钥匙并不在于修改刑法，而在于如何摆脱对官员腐败惩治的依赖。

　　应该来说，官员腐败追责与入刑的门槛太高才是惩腐难的关键，立案有门槛，入罪门槛再高一点，量刑也分不同档次，非法收入无法全部认定等等，严厉追责始终都缺少低门槛的饱和性，即对贪腐真实的“零容忍”，一笔小钱就可以入牢狱，一笔不大的金额就可达到刑罚的顶点。如果不能让一个证据就把腐败官员送进地狱，既无助对腐败的威慑，更无助于给惩腐的具体实践减负，腾出手来整治行贿者，恐怕也只是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