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翻阅1920年3月30日的《北京大学日刊》（第二版）看到朱谦之与蒋梦麟关于一话题的来往书信，题为“哲学系学生朱谦之君与蒋梦麟教授来往函札”，读来颇有意思，抄录如下，聊备一说。

　　“梦麟先生：我很对不住学校，因为在学校未实行废止考试以前，竟敢大胆宣言自决，这总算与学校的章程不合了。但我想先生一定有把握，假使先生以为应该的，就请实行；要是不应该的，就请先生处置我。哲学系一年级学生朱谦之。”

　　“谦之先生：你的信收到了，我对于考试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没文凭、没考试。（二）要文凭就要考试。德国的大学，没有考试，听人修业自由。但要卒业（即毕业——编者注）文凭的人，卒业前须经过一度严重的考试。先生一定视文凭作一张废纸，不考试也没有什么。至于处置你，我没有权。这是教务会议的权，我个人的主张与学校没关系的。梦麟。”

　　“梦麟先生：来示已经拜读了。我是绝对不要卒业文凭，而且很讥笑那些一面要毕业的臧物，一面又主张废止考试底（笔者注：同现在的“的”）人。我你（笔者注：疑为底本排印错误，当为“的”）意思以为废止考试应该和废止毕业制度同时并行，像高等师范颜保良的意见书（见本刊522号—529号）（笔者注：指颜保良发表的《我们对于“废止现在学校考试制度”的意见》一文），真好笑！因为他还抛不了文凭。朱谦之。”

　　谈论废止考试这一比较激烈的话题，毕竟有突破底线的味道。但是蒋的答书威而不怒、表达意见外还始终客客气气，不以势压人，这就是气量和涵养的体现。我想这种参杂理性、平和的客客气气多少是有点风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