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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谈《老生》:借"唱师"之口写历史变革

2014年10月31日 11:15 | 作者:田超 | 来源: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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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平凹,1952年出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村,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主要作品:《浮躁》《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秦腔》《高兴》《古炉》《带灯》等。其中,《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他的小说以英、法、德、俄、日、韩、越等文字翻译出版了二十余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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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5日,参加完好友莫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后,62岁的贾平凹隔天便来到北京大学,与读者们聊他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老生》。与之前关注现实题材的小说《带灯》不同,《老生》借助一位近乎不死的丧歌“唱师”之口,将视角对准中国20世纪近百年的历史变革。提到灵魂人物唱师,贾平凹这样说:“这个人是超越不同制度的,超越了人和事的,完全让你看到了人生的那种大东西。”

 

  创作初衷

  人到花甲写点原来不愿讲的

  “我的幼年,听得最多的故事,一是关于陕南游击队的,二是关于土改的。到了十三岁,我刚从小学毕业到十五里外去上初中,‘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目睹了什么是革命和革命的文斗武斗。后来,当教师的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而我就是黑五类子弟,知道了世态炎凉。再后来,我以偶然的机会到了西安,又在西安生活工作和写作,十几年里高高山上站过,也深深谷底行过。又后来是改革开放了,史无前例,天翻地覆,我就在其中扑腾着,扑腾着成了老汉。”贾平凹生于1952年,在《老生》的后记里,他这样讲述过往62年的命运起伏。

  真正让贾平凹想写《老生》这个故事,缘于三年前回老家上坟的经历。他跪在坟头,周围漆黑一片,脑海中却清晰地浮现出爷爷奶奶的容貌、父亲和母亲的形象。回到西安后,贾平凹长时间里沉默寡言,常常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什么都不做,只是吃烟,“在灰腾腾的烟雾里,记忆我所知道的百多十年,时代风云激荡,社会几经转型,战争,动乱,灾荒,革命,运动,改革,在为了活得温饱,活得安生,活出人样,我的爷爷做了什么,我的父亲做了什么,故乡人都做了什么,我和我的儿孙又做了什么,哪些是荣光体面,哪些是龌龊罪过?”

  回想这些往事,贾平凹说:“有许许多多的事常在讲,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讲。能想的、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愿讲的,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创作的过程没有想象中的顺利,曾三次中断,让他苦恼的是历史如何归于文学,叙述又如何在文字间布满空隙,让它有弹性和散发气味。贾平凹说:“如果把文学变成历史,文学本身就没有意义了。”

  故事内容

  四个故事跨越四个转型时期

  如何处理好文学和历史的关系?在《老生》中,贾平凹开始尝试一种民间写史的方式。对于书中所涉及的历史背景与人物事件的考证与真实性,贾平凹曾表示,他“看过一些资料,也在民间走访过,加上小时候就常听老人们讲,有些当然是戏说,有些则有鼻子有眼,总之都引人入胜”。

  民间写史不同于以报告、全纪实为核心的正史,它不仅要讲客观事件,更要讲每一种人群在历史中的浮沉。因此,在《老生》中所讲述的四个历史故事,既是在讲述现当代中国百年的革命史,也是在写历史变革中民间百姓的人情世故。贾平凹说:“对待这些几十年来一代代口传下来的故事,必须要写具体的、真实的一些社会生活现象。陕南游击队的政委就是我姨夫,而且我大姨一直关照我长大,我的伯父就是参加土改的。他的材料确实都是真实的,这些故事实际上是我小时候经常听他们给我讲的,闹革命的事情、打游击的事情、土改的事情。这些故事你毕竟要把它写成小说,变成小说的时候你就得让人家相信你。”

  小说中,贾平凹以一位几近永生不死的唱丧歌的唱师为主线人物,从他的视角来观看中国百年的朝代变迁与人事变革。对于这四个故事章节,贾平凹说:“我所知道的、参与的这四个阶段,就是中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四个社会转型期。这四个转型期发生的事,当年毛主席讲是七八年来一次,实际上事情都是二三十年经历一个大的转折,那就是一百二十年,书中的故事基本上是四辈人,就是一百二三十年。书中的每一辈写的具体是哪个时期,大概都知道,不要太具体,太具体从文学角度是不好的,从政治角度也不好。”

编辑:罗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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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贾平凹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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