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

　　丁鼎先生，本名程奇立，山东莱西人，现任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山东省孔子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周易研究会副会长。他多年来致力于儒家经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尤其注重“三礼学”研究，迄今已出版《孔子与六经》、《礼记解读》、《儒家礼乐文化》、《新定三礼图》、《〈仪礼·丧服〉考论》等多部著作，并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礼学通史》和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汉魏齐鲁经学史》。

　　■编者按：

　　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礼记》一书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它全面、系统地阐释了儒家的社会思想、天道人伦观念，心性教养的途径和原则,体现与揭示了儒家的思想精髓，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广泛、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不仅如此，《礼记》中所蕴含的一些思想内容对于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为此，本期讲坛版特邀请丁鼎教授来讲述《礼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当代价值。

　　■阅读提示：

　　■一个民族文化的更新，总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更新。抛开昨天，不可能正确地对待今天。要创造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就有必要对先人所留传下来的文化遗产进行清理和研究。“礼”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必定有其当代价值。我们应秉持批判继承的态度来挖掘、弘扬《礼记》中所蕴含的儒家“礼”文化的当代价值，为我们当今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礼记》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升迁”

　　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礼记》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礼记》在儒家“十三经”中成书较晚，孔子整理并传承下来的儒家“六经”中也并不包括《礼记》，“六经”中的《礼》是指《仪礼》，但认真考察一下我国古代经学史就会发现，在儒家经典文献体系中，就思想价值来说，不仅可以说《礼记》的地位超越了孔子整理传承下来的“六经”，而且可以说《礼记》的地位超越了“十三经”中的其他十二经。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如下三方面的理由。

　　在儒家“十三经”中，《礼记》一书最集中、最全面、最系统地记述、阐释了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

　　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天道人伦观念，心性教养的途径和原则等都在此书中得到全面阐述和揭示。众所周知，“礼”是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子所传授的儒家“六经”，无不渗透着浓重的“礼”学内容，正如清代著名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三礼》中所说：“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现代著名国学大师钱穆更是言简意赅地指出：“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综上所述可知，儒家经典文献的核心内容就是“礼”。儒家礼学思想最主要的载体就是“三《礼》”，即《周礼》、《仪礼》和《礼记》。而在“三《礼》”中，就思想学术价值而言，《礼记》最为重要。

　　儒家礼学历来讲究“陈其数”、“知其义”。“数”即是指各种礼节和仪式的具体规定，“义”则是指各种礼节和仪式所体现的思想内容。在“三《礼》”中，《仪礼》十七篇所讲述的冠、婚、乡、射、朝、聘、丧、祭等八类礼节，基本上都属于“数”的范畴，主要讲述各类礼节的具体的行为规范。《周礼》，原名《周官》，是一部记述王室职官制度的著作，按照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个序列，记述了300多种官职的设置及其职掌，基本也属于“陈其数”的范畴。而《礼记》则不仅陈述各种礼的“数”，且阐释、揭示了各种礼的“义”。

　　《礼记》四十九篇，内容非常丰富，它集中阐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因此，就思想学术价值而言，可以说《礼记》在“三《礼》”中最为重要。正如清代著名学者焦循在《礼记补疏·序》中所说：“《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

　　《礼记》在曹魏时期升格为“经”，并在唐代进一步升格为“五经”之一，取代了《仪礼》的地位。

　　“三《礼》”当中《仪礼》出现最早，相传是由孔子整理和传承下来的。汉代所谓“五经”之一的“《礼》”就是指《仪礼》。而《礼记》是西汉中期礼学博士戴圣搜集编纂的一部礼学资料汇编，当时还不算“经”，故称为“记”。到东汉末期，经著名经学大师郑玄为其作注，《礼记》的思想学术价值方越来越被学术界所重视。到三国曹魏时，《礼记》便升格为“经”，并设立了博士，取得了与《仪礼》、《周礼》并列的地位。据《北史·儒林传》记载，北朝时“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礼》、《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这说明当时的学者重视并热衷于《礼记》之学，而对《仪礼》、《周礼》已相当冷淡。

　　唐王朝统一天下后，唐太宗鉴于因南北朝时期政治分裂而形成的经学混乱局面，诏令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孔颖达组织学者撰写《五经正义》，以统一全国经学。据《唐会要》、《旧唐书》等书记载，由于当时人们普遍重视《礼记》，“人皆竞读”，而《仪礼》一书，“殆将废绝”，孔颖达等人便将《礼记》升格为“五经”之一，并为其作“正义”（疏）。此后，《礼记》便取代《仪礼》，正式进入“五经”之列。

　　《礼记》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并列，被尊为“四书”之一。

　　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创立“四书学”是中国古代经学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朱熹在二程（指北宋著名儒学家程颐、程灏，编者按）思想基础上，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与《论语》、《孟子》两书并列，合称为“四书”。在儒家经典中，朱熹对“四书”给予特别的重视。他集40余年功夫，为这四部经书分别作注，并将其结集合刻为《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从而创建起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影响甚大的“四书学”。

　　朱熹的“四书学”思想主要是为建构和完善儒家道统思想进行论证，即以“四书”发明儒家道统，以“四书”阐发儒家义理———包括儒家的天理论、心性论、认识论等。朱熹“四书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四书”重于“五经”。《朱子语类》中记载，朱熹认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而“《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朱熹认为“四书”能直接体现孔孟之道，相当于“熟饭”，而“四书”之外的其他经典则与孔孟之道有所间隔，相当于“禾”，阅读“四书”之外的其他经典则相当于“打禾为饭”。也就是说，“四书”比“五经”及其他经典更重要。

　　朱熹的“四书学”可以说革新并改变了中国古代儒家经学的发展方向，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之后，“四书”的地位逐步提高，而孔子所传承的“五经”（“六经”）虽仍被人们顶礼膜拜，但其优先尊崇的地位却被“四书”所取代。换言之，作为《大学》、《中庸》所自出的《礼记》的重要性当然高于传统的“五经”。因而从思想价值上来说，《礼记》在儒家经典文献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