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眼中的金融风险防范与改革

　　——来自2014金融街论坛的报道

　　本报记者 陈建萍在北京打造世界城市的雄心下，10月30日召开的2014金融街论坛嘉宾云集，其中不少是现任或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金融风险有所加剧的情况下，委员们眼中的金融风险防范和改革又会是怎样的情形？为此，记者进行了一番梳理。

　　控制风险不是要消灭风险

　　全国政协常委、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告诉与会者，“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取得连续35年平均每年9.8%的增长，并且在这35年当中，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新兴大国。”

　　曾经的辉煌并不能减弱素有“中国经济学界良心”之称的吴敬琏老先生的担忧。吴老曾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在他看来，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改革和发展都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还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比如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产能过剩、市场疲软，甚至发生了一些企业的偿债危机，这些问题在宏观经济的集中表现就是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率太高。“怎么来应对这个风险，特别是金融的风险，成为一个朝野关注的问题。”吴敬琏并不讳言。

　　风险不可回避，来自监管部门的声音却理性客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我们的金融体系总体上是稳健的，金融风险总体上是可控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部分领域和地区潜在的金融风险也不容忽视。实际上有一些个别、个案的违约和风险，这是正常的。金融是个大系统，它肯定有风险。我们说控制风险，并不是说完全消灭任何风险，我们只是要管理风险、控制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这个底线，同时能够把风险限制在最小，这样一些小的局部的违约也有利于我们的市场和广大的参与者提高风险意识。所以，要处理好个案和整体风险的关系。”

　　唯改革方能有效化解风险

　　面对可能爆发的风险，此前的习惯做法是放松银根，增加投资，依靠投资的注入来缓解眼前的困难。对此，吴敬琏表示，这种办法看起来已经失灵了。“今年以来，我们仍然采取了不少微刺激，可是效果并不那么明显。这表明经济学上讲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发挥了作用。”

　　吴敬琏开出的“药方”是，“在控制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之下，把主要的力量用来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促进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面对许多人担心系统性风险是否可控，吴敬琏表示，要采取积极措施来去杠杆化，如停止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动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缺口、对于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清盘或者破产重组等等。“在可能触发系统性风险的时候，就必须要注入流动性了。这两方面的措施配合起来，我们完全有可能把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吴敬琏很有信心。

　　全面深化改革是不是一定能够找到出路呢？吴敬琏对此的答案是肯定，“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应该说从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以来就提出的主要目标，但是过去一段时间，主要是由党政机关通过行政的办法来调结构，而不是靠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所以见效不大。”让吴敬琏欣喜的是，“最近三年情况变了，前年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去年第三产业的产值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这种趋势现在还在进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导致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两项改革举措，一是实施了营改增，二是工商登记便利化。“应该说这只是牛刀小试，虽然不足以确立我们经济的新常态，即增长速度降低以后效率得到提高，但它表明一条，只要我们坚定有序的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全面深化改革，就一定能够迎来中国经济柳暗花明的新境界。”吴敬琏表示。

　　新常态下以质取胜成选择

　　最近公布的我国第三季度GDP增速为7.3%，许多人看到的是速度的放缓，最早提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看到的却是变化，“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来看，实际上可以相当地乐观。”

　　刘世锦指出，大家不要太看重速度，最重要的是速度背后发生的变化，如消费的比重已经开始超过投资，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过去依靠投资和外需为主的经济结构正在转向依靠消费、服务业和内需，经济运行的质量比原来预想得还要好。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增长新常态以后，以速度论英雄的时代基本上过去了。下一步要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为中心，以质取胜应当成为新常态下的一个大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