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离婚“纠结史”

　　文_板桥霜

　　“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婵鬓，美妇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这是由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唐代一则“放妻书”，也就是俗称的离婚协议书。

　　在封建时代，儒家一直对官员的道德、操守有社会楷模式的期待，因为官员离婚要比普通人离婚更容易引起注意，搞不好就会影响这个群体的“形象”。所以在很多朝代，官员的确很少离婚，当然，他们本就可以纳妾，但这些在表象背后，却有些意想不到的纠结和挣扎。

　　官员离婚，到底谁说了算？

　　在封建时代，讲求君君臣臣，既然是官员，身家性命都卖与帝王家了，婚姻一事，自然是皇帝有最高决定权。

　　王献之是“书圣”王羲之第七子，曾官至中书令。他的离婚就属于这样的无奈，原配本来是青梅竹马的表姐郗道茂。在东晋简文帝司马昱的干预下，王献之被迫与新安公主司马道福结婚。

　　碍于公主的身份，王郗二人离婚后也不太方便见面，除王献之写过一封信(那就是传世书法经典《奉对帖》)外，其他日子里，那个被休掉的妻子都是一个人默默过完的。王献之则在43岁就郁郁而终，临终前，道士来家给他做法事，道士问他有何遗憾，王献之说：“不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

　　在古代，除了“君君臣臣”高悬，还有“父父子子”的约束，尤其宋明之际的士大夫在这方面更要“痛苦”得多。比如南宋著名诗人、也是好官代表的陆游，思想本应是很超脱的，但仍免不了屈从当时的礼教约束，在母亲压力之下，被迫和唐婉离婚，徒留前妻一句“世情薄，人情恶”。

　　一般意义上说，作为强势的男方要求离婚，这种情况会较为普遍，但他们稍不注意，就会被社会舆论视为陈世美，甚至被编成段子或话本小说。

　　东汉末年，跟着曹操打天下的平虏将军、华乡侯刘勋，喜欢上山阳司马氏后，便对妻子王氏左右都看不顺眼，借无子的理由将她休了。曹丕、曹植为此分别写下《代刘勋妻王氏杂诗》和《弃妇诗》，“昔将尔同去，今将尔同归。缄藏箧笥里，当复何时披”。轻描淡写地讥讽刘勋找借口抛弃一起生活了20年的老妻，令老刘非常尴尬。

　　其实，如果女方稍有点背景和靠山，男方即使想离婚，也有一定难度。《旧唐书·源休传》中记载，御史中丞源休没有经过妻族同意，单方面休掉了妻子，吏部侍郎王翊女儿，引起了王家的上告，最终源休因此被除名流放溱州。放到今天来说，就是承担了一定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当时另外一个叫李元素的官员，同样是因为与妻子离婚，引起妻族的不满和上诉，最终被免职。皇帝甚至还因为李元素的分手费太少而愤怒，勒令赔偿青春损失费5000贯。看来这皇帝也当得累，这种家长里短都要他来操心。

　　官员离婚的报批程序

　　在古代，官员的离婚常常都需要上报朝廷请求批准。但正因如此，有时也让他们“痛不欲生”。

　　唐孟棨《本事诗·征异》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开元中，有幽州衙将姓张者，后妻李氏，悍怒狠戾，虐遇五子，日鞭棰之。五子不堪其苦，其父恸哭，诉于连帅。帅上闻，敕李氏杖一百，流岭南，张停所职。”

　　面对如此恶劣的李氏，张将军为什么还要“诉于连帅”？因为按照唐朝惯例，普通人休妻，可以随便找出一个不相安谐、情不相得之类的理由，但官员就不行了，离婚须上报朝廷申请批准，这虽不是法律，但可算为条例吧。

　　相较于离婚的程序，一般人都会紧盯着古代休妻的“七出”之规，而忘了还有个“三不去”的补充条款。

　　为防止夫家滥用“七出”，汉代《大戴礼记》中就有规定，“有所娶无所归”，即指妻子的家族散亡，若其被休则无家可归的不能休；妻子曾替家翁姑服丧(丈夫的父母服丧)三年的不可休；“前贫贱后富贵”，即指丈夫娶妻时贫贱，但后来富贵的也不能休。

　　在“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的《霍小玉传》中就记载，陇西李益20岁即中进士，做官后，迎娶了表妹卢氏，但却疑其不忠，而“卢氏亦终不自明(不解释)”，后来“竟讼于公庭而遣”，说明还是走了正常的离婚报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