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之子、“中国盲文之父”黄乃先生

　　1936年3月初一个早晨，在上海黄浦江的码头，有一位戴眼镜的高个子青年随着一声汽笛长鸣，登上了由上海开往日本的客轮，他就是辛亥革命先驱黄兴的三子黄乃。他怀抱着一颗寻求真理的报国之心，在大哥黄一欧和二哥黄一中的呵护资助下，东渡扶桑留学。离开了祖国，胸怀远大理想抱负的黄乃，来到了父辈创立同盟会的地方……

　　投入到世界语团体

　　在日本留学的日子里，黄乃经历着血与火洗礼和风雨的考验。在他就读日本大学社会学专修科的时候，遇到了一位让他永远不能忘怀的世界语老师———日本著名的左翼领导人中桓虎儿郎。这位老师给他讲授世界语，还给他灌输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新思想。在这位老师的影响下，黄乃刻苦地学习世界语，开始阅读世界语进步书籍。3个月后，黄乃参加了进步留日学生举办的“现代问题座谈会”并加入了世界语进步团体“留日世界语协会”。

　　此时的黄乃思想很激进很活跃，他多次参加了东京举办的各种世界语进步活动，还结识了留日的中国世界语者刘仁和日本著名的世界语女作家绿川英子（刘仁的妻子）。同年10月，他在东京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他负责两个团体的领导工作。

　　1937年在日寇对华发动全面战争的前夕，日本国内出现了白色恐怖。进步刊物《东流》、《诗歌》等遭到查封，负责人被抓。黄乃也因涉嫌左翼世界语进步活动，于6月21日被日本警视厅逮捕。

　　黄乃被日本当局抓捕的消息，惊动了日本各界。就在日本进步人士和世界语者设法营救黄乃的同时，他父亲黄兴生前的友人前田九二四郎出面保释，3周后黄乃才被释放。此事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海内外的报刊争相报道。

　　延河畔的青春岁月

　　1938年3月，黄乃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给哥哥和姐姐写的信中，黄乃说他在延安寻找到了他人生的希望和人生的快乐。他先后在延安抗大、马列学院、中央宣传部、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精通日文的他夜以继日地翻译日文报纸、杂志，从事对日本问题的研究工作。

　　黄乃与庄栋、徐敬五等一批青年世界语者聚集在延安，在黄土高原上奏响了中国世界语革命的前进号角。他们用世界语进行抗日宣传，创办了《延安世界语者》，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真实情况，讴歌了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揭露了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侵略罪行。

　　在他们的努力下，1938年5月6日，成立了延安世界语协会，这是在红色边区成立的第一个世界语组织。

　　当年的延安生活很艰苦，夜晚窑洞里昏暗的捻子油灯下，黄乃的左眼视力下降了，由1200度发展至1600度的高度近视。早在1934年，在一次学校体育课踢球时，他不慎右眼受伤，导致视网膜脱落，在去日本的途中右眼失明。如今他的左眼又面临着失明的危险，然而黄乃没有退缩，仍全身心忘我地投入研究翻译工作中。这期间他与其他的世界语者翻译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

　　黑暗中点亮生命的曙光

　　1950年仲夏，在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安排下，他到苏联接受眼疾的治疗。在莫斯科求治视网膜剥离症无效的残酷现实面前，黄乃绝望地流泪了，厄运将他抛到了一个黑色的世界……在莫斯科住院期间，他多次地听到了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双目失明后坚强为党工作的故事，深深地鼓舞了他。一次，他有机会结识了莫斯科盲校的一位女教员，使他很快地掌握了盲文点字的摸读和书写方法，他感觉到眼前亮了……

　　1950年底，黄乃从莫斯科回到祖国，带回了两套写字工具：盲文写字板、盲字笔及英文盲字字母表。以后他以一颗热爱生活的心，研究出了一套以普通话为基础、北京语言为标准的现行拼音盲文新方案，黄乃的新盲文在全国千万盲人的心里，点亮了一盏不灭的明灯。

　　不久，黄乃就用盲文世界语与国外的盲人世界语者通信，并收集各国的盲文字母表。他又与国际盲人世界语协会和国际世界语协会联系，结识了国际盲人世界语协会副主席罗拉博士。在初步掌握盲文世界语后，黄乃又接着向盲文世界语写作高地进军———他开始用盲文世界语创作，向国外的盲文世界语刊物投稿，介绍新中国的建设和古老的中华文化，填补了中国盲人学习盲文世界语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