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说过，“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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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对于当下的中国电影圈，姜文似乎也能够担得起这个评价。在他的身上，贴满了诸如才子、暴君等形形色色又相互矛盾的标签，最终，这些标签一起将“姜文”的名字变成了一个硕大的符号。

　　姜文总能让陌生人产生一种心惊胆颤的状态，似乎他随时会逼问你，永远有一种俯视的态度。

　　在等待姜文的休息室里，每个记者都在压低声音窃窃私语，彼此心照不宣地承认早已经熟读了一篇题为《如何正确地采访姜文》的大篇幅文章，在那篇流传甚广的文章调侃而无奈地介绍经验，比如要“模拟周韵的穿衣风格”“灌醉自己”“化一个十八岁的妆”

　　但主角安安静静地出现了。姜文穿着运动衣和球鞋，举着一杯掺着番茄汁的血腥玛丽，大大咧咧地将杯沿上的一圈粗盐抹掉，然后用那种胸腔共鸣的声调说道，“来！我们聊！”

　　“还是锦衣夜行，但这次我开了路灯”

　　如果算上《一步之遥》，作为导演的姜文一共拍摄了5部作品，跨度长达22年。据称，这部《一步之遥》的投资总额达到了前4部电影的总和。

　　这部电影的故事原型是发生在上海的真实事件“阎瑞生杀人案”。1920年6月，上海洋行职员阎瑞生因欠赌债无力偿还，将身为“花国总统”的王莲英约到郊外，杀人劫财。事发后，阎瑞生先后遁迹江苏松江、海州和山东青岛等地，最后落网入狱被处死刑。

　　“阎瑞生杀人案”一时轰动上海，大小报端争相报道，上海民众街谈巷议。中国第一部故事长片《阎瑞生》也由此问世，影片片长2小时左右，是当年最卖座的商业电影。这部载入史册的电影胶片虽然已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被毁，但这部电影的诞生和这段旧上海谜案一起，已成为历史传奇叙事中的一部分。

　　《一步之遥》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编。为了还原民国时期上海的历史细节，编剧团队耗时两年做历史资料的收集工作。对当时轰动一时的“花国总统”大选始末、上海租界的中外时局、阎瑞生杀人案件的细节都做了最详尽的整理研究。但电影并非只为还原历史真相，而是借助这桩历史谜案的外壳，讲述了一个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冒险故事。

　　在之前的一次采访中，曾经有人问姜文，“如果让你凭空想象创造一个东西，你会选择什么？”姜文给出了一个孩子气十足的答案：“如果可能的话，就让我创造一座城市吧。”

　　某种程度上说，《一步之遥》让姜文完成了他的心愿：民国的上海，却没有弄堂、街巷和平凡的烟火人家，只有热气腾腾的乱世风景。

　　他甚至没有还原历史上真实的“上海大世界”，而是凭空搭建起了一座带有西班牙高迪风格的空中楼阁。在那里，冒险家、流氓、落难格格、时髦名媛，共同组成了一个血雨腥风又花团锦簇的大上海。

　　“我觉得姜文的片子一般都是一个男性荷尔蒙比较足的片子，而不是一个特别小清新的女生的片子。这个片子可能跟他其他的片子不一样，因为这里面有缠绵。爱情也好，私奔也好，还是反抗家庭也好，男女关系占到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跟他原来的电影有挺大的不一样。” 姜文的儿时邻居、好友洪晃这样说道。在剧中，她出演了一个身材肥硕、表情诡异的角色。

　　在拍摄过程中，姜文曾经特别兴奋地告诉他的好友、卢米埃影业有限公司总裁胡其鸣，他用了9台真正的3D摄影机，以节省换镜头的时间。后来，胡其鸣从剧组其他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哪里是9台，一共用了十好几台呢！”

　　姜文曾经是有名的“烧钱”导演，为了达到他理想中的画面标准，他重新粉刷过整条烟囱、铺过铁轨、种过鲜花，为了一场戏耗掉过11万尺的胶片。而很多时候，他所精雕细琢的细节，并非能让每一位观众都注意到。有人曾形容，姜文的电影是“锦衣夜行”，但对于《一步之遥》，姜文说，“依旧是锦衣夜行，但这次，我开了路灯，还是多角度的光源。这次，我要把钱花在你们能看到的地方。”

　　“其实，我对电影就俩要求！”姜文嘎嘣脆地吐出两个词 ，“好看，有趣。其余没了。”

　　《一步之遥》成为了《让子弹飞》之后，姜文的第二部民国戏，同样充满在乱世中冒险的趣味。姜文对这样的题材似乎情有独钟。没人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的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

　　“谁……谁……谁是你们校友啊？”

　　就像所有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军队子弟一样，姜文的文化谱系里也烙下了浓厚的“大院”印记：托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邓丽君的《小城故事》、柴可夫斯基和样板戏、内部电影、红头文件和私下流传的黄皮书，共同组成了那个时代中少年的全部精神生活。

　　那绝对谈不上是一个好的时代，但是在少年的眼中，1970年代的阳光、水汽，还有烧焦荒草的气味，共同组成了一个明亮与暧昧并存的夏天。很多年以后，姜文在他执导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将这种感觉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至今，那部张扬着浓厚的青春凶猛气息的作品，仍旧是大部分与姜文同龄的中国男人最喜爱的中国电影之一。连葛优都说，“我说不清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这部电影非常恰如其分地勾起了我们这代人对于青春的追忆。” 而陈丹青则评价：“姜文的电影相当生猛，不光布满了男人味，而且布满了动物性这么多国产电影，只有他拍出了那个非凡年代的质感。”

　　但是，电影之外的姜文，在少年时代，却远没有像电影中的男孩那样气势汹汹。在他的好友、72中同学胡其鸣的印象里，那时候，姜文刚刚跟随在部队工作的父亲从贵州迁回北京定居，在学校里并没有太多的存在感。“他挺沉默的，而且年龄偏小，基本比同班同学都小了两岁，所以好像并没显露出什么峥嵘。”胡其鸣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那时候，胡其鸣和英达住在位于史家胡同的北京人艺家属院中，而姜文家所在的军队大院在内务部街，两条胡同紧邻，人艺子弟和大院子弟很快就交上了朋友。胡其鸣的妈妈是人艺著名演员吕恩，而英达的父亲英若诚则是人艺的艺委会副主任。姜文就常常跟随胡其鸣和英达一起跑人艺后台，蹭戏、听朗诵、看内部电影。

　　后来，在一次偶然的班会活动上，姜文站在讲台上为同学们讲故事，他的班主任第一次发现了隐匿在这个寡言少年血液中的表演天分。也是在她的鼓励下，成绩平平的姜文决定报考表演系。

　　1979年的夏天，高考结束后，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们就此各奔东西，英达上了北大，胡其鸣已经早两年去了被他戏称为“五道口男子技工学校”的清华大学，而姜文则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结果落榜。

　　当年姜文落榜的原因后来也在北电表演系内部悄悄流传。有一种说法是他在进行模仿片段的考试环节时，把所有考官都镇住了，因为这孩子模仿得实在太像，以至于所有老师都拿不准，到底要不要招进来一个能够如此纤毫毕现进行模仿的学生。

　　对于姜文传奇般的声音模仿能力，在他后来的中戏同学高广健那里也得到了证实。

　　现在在国家大剧院担任舞美设计总监的高广健回忆，在30年前的中戏校园里，大他三届的师兄姜文是个调皮的风云人物，最喜欢的恶作剧就是打电话，在电话里模仿曹禺、模仿赵丹，将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唬得一愣一愣。

　　当然，此为后话。就像很多著名演员在日常生活中都沉默寡言一样，在大众印象中侃侃而谈的姜文，在上大学之前，不但话少，甚至还有点结巴。

　　“他只有在说台词的时候才顺溜。”胡其鸣肯定地说。在他看来，那些电视采访中，姜文之所以也能顺溜着说话，是因为“可能对他来说，那也是台词的一种”。

　　当年，姜文就读的北京72中不但不属于重点中学，反而有点“不光彩”，因为那所学校的诞生源于一次“放逐事件”。重点中学二中为将一批调皮捣蛋的“坏学生”调剂出去而单独成立了那所学校，“坏学生”包括胡其鸣、英达、濮存昕，还有姜文。这些“坏学生”按照谐音给72中取了一个绰号，叫做“气死二中”。 多年后，这两所学校又进行了合并。有一年，二中校庆，还曾联系姜文作为杰出校友代表回校出席活动。对于这个邀请，姜文就像在张艺谋的电影《有话好好说》中扮演的那个口吃角色一样，撇着嘴，大大咧咧地说：“谁谁谁是你们校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