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钱复访谈实录:做有责任感的慈善家

 

国泰慈善基金会董事长钱复（左）接受新华网谢新独家专访

 

    新华网：钱先生您好！非常荣幸能借此次“中华文化人物”颁授典礼在武汉举行的机会采访您。通常面对采访对象都会很平静，但这一次有些例外，我多少有点紧张。

    钱复：不要，千万不要。

    新华网：不是因为您的年龄，而是因为您的学识和名气。

    钱复：哪里哪里。

    新华网：我想问问以前您来过武汉吗？

 

    钱复在“中华文化人物”颁授典礼上致辞

    犹忆少时点滴

    钱复：没有，这是第一次。我在北京出生，两岁多时因为抗战爆发到了上海，一住就是十年。抗战胜利后又回北京，直到１９４８年底离开。

    那个时候家庭环境不好，所以没办法旅行，北京周围的地方我都没去过，上海周边也只到过无锡。

    新华网：您在大陆到过的地方是很有限的。

    钱复：很少很少。十年前我退休，再次返回北京、上海，都是因为小时候生活过，有感情，所以回去看看。以后的每一年大概都要回来个四、五次，只是地点比较固定，像海南岛的博鳌，每一年都会去；老家杭州、上海、北京都常去，除这些地方以外，唯一一次走到最西边还是应邀到西安去祭皇陵。

    新华网：您回到北京，回到上海，回到您出生和生长的地方，有没有找到童年的记忆？

    钱复：很少。

    我清晰地记得我在北京住的地方——从南河沿儿进去的南池子南湾子１３号。头一次回到北京，我住的北京饭店。从北京饭店到南河沿儿，再步行不到５分钟就到南湾子。想回去找我住过的四合院，可好几进四合院已经不复存在，变了办公室。

    去年年初，我做梦都想不到，可以幸运地收到我在北京的母校——育英学校——现在改名叫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的校长给我来的信。信中写道，育英中学１２５周年校庆，邀请我以杰出校友的身份返校。我应邀回到北京，得以回到我的母校。

    我在上海住的地方现在也没有了。

    ２００５年，钱其琛先生约我见面，那个时候他的身体还好，我们谈了很久。我告诉我的这位学长：“你念高三，我念初一，那时候常常罢课，你常到我们教室来说‘小朋友回家去，今天不用上课’。所以你那时是我们很欢迎的人”。钱先生听了哈哈大笑，然后问我有没有回去，我说没有。他告诉我：“这所学校现在还在，叫五四中学。如果你预备去，我来帮你联络”。三天以后，我回去学校，校长把我小时候的准考证，全班同学的名册，统统都拿出来给我。真的是感动。时隔将近５７年，那些名字只有几个我还记得，绝大多数都不记得了。

    新华网：当时您班上大概有多少同学？

    钱复：大概四十几位。

    新华网：其中还有记得的，不仅名字都记得，连样子也记得是吗？

    钱复：对，样子也记得。这次返校，校长也拿来了名册，但大概记得的只有四位。因为战争，没办法，在育英只念了１年半，也没有毕业。

    新华网：这种同窗情谊十分珍贵。

    钱复：可贵，可贵。

    第一个不同，过去的慈善事业是我拿出一笔钱来作为经费，好比说一年拿出一千万，其中的３５%-５０%用于人事和行政，剩下的一部分用来做好事。现在的公益事业，你所拿出的所有经费都要用作公益，参与公益事业的人应该是义工、志工身份，不能够拿薪水，不能够有行政消耗。这一条，我们照改。

    第二个，从前的慈善事业是以个人意志决定做什么项目，帮助艾滋病患者或教会等等。现在的公益不是“我”想做什么，而是取决于社会有什么需要，“我”来提供帮助。２００５年，台湾社会最大的危机是男多于女，大概有５%-８%的男性娶不到太太。一个叫“帮你介绍外国新娘”的新事业产生了——从越南、缅甸、高棉、印尼、菲律宾中介女孩子来与男方结婚。但其实这些未婚男性中，大多来自低层，有的是身心障碍，有的是家庭贫困，嫁来的新娘吃苦受罪，公公婆婆也心怀戒备。外国新娘中度日如年，有的逃跑，部分人被打致伤，更有甚者选择自杀，酿成了社会悲剧。所以我选择面对这个问题。

    在这个项目中，第一个阶段的工作是教她们中文。事实上，政府也有为她们开办教学班，但课程用的教科书是国小一年级的教材，她们很难有兴趣。所以，我专门请大学特殊教育系的教授针对这些外籍新娘编课本。在教室的安排上，我们借了三间教室：一间留给小朋友，请义工为他们分糖果、分点心、教唱歌、教跳舞、玩游戏等等；一间房为公公婆婆和先生准备，备有咖啡、茶、电视、围棋、象棋、桥牌、报纸、杂志，基本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外国新娘”在剩下的一间教室上课。三个月后，第一期班毕业，我们举行了毕业典礼。那一天我很感动，公公婆婆们为了这个大日子穿起了西装、制服和吃喜酒时的旗袍，因为是压箱底的衣服，多少年没穿过，都有褶皱，先生们拿着相机左拍右拍，小朋友都穿着新衣服上台表演。那个场面真的很感动，我也知道，这些家庭的问题都不复存在了。

    第二个阶段，每到礼拜六，我们就在新娘家附近找一个公园，给每个新娘一些钱去买食材，让她们在室外做最擅长的烹饪。在此之前会张贴广告，告知附近居民：礼拜六下午３点到５点，免费品尝东南亚美食。我们的志工会为前来试吃的太太们介绍这些“外国新娘”，请她们下次出门买菜时带上“新娘”，帮“新娘”介绍朋友。

    第三阶段，帮助这类人群的第二代走出自卑，重拾信心。现在，台湾部分较为偏僻、贫穷的地区，小学里有八分之一是这种孩子，８个小孩中就有１个。他们或者因为缺乏父母家人的关爱，或者因为被老师责备、被同学看不起而逐渐变得自卑，这些小孩不是很可怜吗？所以，我们开始做课后辅读。我们自己的志工没有这个能力，就请别的基金会有此能力的志工来帮忙课后辅读，车马费我们来付。

    所以这就谈到第三个特点，不要单打独斗。慈善可能还存在“单打独斗”的情况，但现在的公益要的是networking，工作太多，单凭一己之力应付不来。

    再说第四个阶段，叫“回外婆桥”。从前的儿歌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这些孩子的外婆是外国人，所以寒暑假我们就组织小朋友、妈妈加两位老师，４人一组回外婆家。４张飞机票和老师住旅馆的费用都由我们负担。老师到当地后走访了学校等地，进一步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历史、教育，一待就是两三个礼拜，回来后跟校长建议开设越文班，老师自愿教越南的文化、历史，妈妈来教越文，小朋友作助教。现在，我们已经开设了好几个这样的学校，前来学习的人也很多。它的好处在于，一方面让“第二代”有了自信，现在成了小老师，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培养、训练了未来对外贸易，甚至于外交可以用的外语人才。所以，她们不是我们的liability，而是我们的asset，是我们的资产。

    第四个特点，公益跟慈善不同，从前做慈善都躲起来，为善不欲人知，而现在，我们做的每一桩事情都要公开。一方面大家可以了解我们做得对不对、好不好，另一方面，企业也经过这样的途径树立了正面的形象。

    新华网：听您的这一番详尽介绍，为您感到高兴也深受启发。２０１４年７月，我们新华网湖北分公司开始做一个公益活动“光明与知识同行”，身边一些有爱心的人士经过了解后和我们一同参与。

    ２０１１年的夏天，机缘巧合，我认识了一位山村小学校长和两名学生，之后去了他们所在的湖北唯一一所没有通公路的小学，湖北鄂西的恩施新塘乡小学。问过这两个孩子才得知，他们连集镇都没去过。我就萌生了为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的想法。我问两个孩子，班上有多少学生，他们说有３８个，我就给他们全班每个学生买了书包。我动员我的朋友们给学校捐助物资，带他们去看校舍，那里条件的确很差。孩子们说他们想上体育课、音乐课，我就从武汉最好的大学里挑选出一些愿意去支教的学生，让他们作为志愿者带着课程去山村的课堂教课；我一位担任民营医院院长的朋友，则带着她的医护团队为老师、学生们做免费检查，为患眼疾的师生们提供治疗。活动前不久刚做完第二期。我们在新华网湖北频道开设了一个专栏，告诉大家我们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如果大家觉得有意义，也可以加入、参与。您刚才所言，值得我们借鉴。

    钱复：太好了。我很诚恳地说，现在这个社会，贫富差距太大，大陆、美国、欧洲、日本、韩国都如此，台湾更是这样。所以，要想社会和谐，一定要顶层的人来帮助下层的人。肯帮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步。这也是我一直大力呼吁的原因，因为这些事情不能只靠一个人、一个基金会来做，一定要发动整个社会的力量。

    十年前我接受采访曾经说，大陆这些年成就特别大，但不在于建了多少高楼大厦、城市修到几环，最了不起之处在于脱贫。

    改革开放前，大陆近１２亿的人口中，贫困人口占了７亿，非贫穷的只有４亿；而十年前已经达到１３亿人口中贫困人口只剩１亿的水平，至少６亿人在这期间完成了脱贫。这是我认为大陆最了不起、最大的成就。

    新华网：谢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钱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