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断贪腐进程之难

　　经过数十年探索，我国已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反腐模式，即由纪委主导，政府的行政监察、检察院系统的司法监督、审计系统的经济监督相配合的“三位一体”模式。随着中央反腐败的“战略方针”正式提出，3家监督主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开展反腐工作。

　　有人指出，在这种模式下，县级部门常常成为监管的末梢和盲点。由于县级部门和下属企业不分家，会计出纳一肩挑，账、钱、权一人掌管的情形时有出现。

　　而在国企中，巨额经济犯罪案亦难以查处。由于涉案者多为高层领导和重点岗位工作人员，犯罪形态上以利益均沾的窝案、串案为主；同时挪用公款的犯罪往往潜伏期较长，多要等到资金亏空缺口无法弥补时，单位自查或审计才得以发现。

　　然而，腐败不仅仅发生在土地、城建等腐败高危部门，交通、司法等领域里的“前腐后继”也是鲜活的现实。决定腐败金额高低的，除了部门权力涉及利益的大小，还在于腐败官员的自我放纵和贪心程度。

　　还有观点认为，更重要的在于，贪腐行为能免于被查处的安全度。

　　一位学者在媒体上发表评论称，如果苏杭两位前副市长许迈永、姜人杰在贪贿十万层级时，就东窗事发，自然也不会有后来的亿元贪官。贪贿累积到亿元，日进斗金有一个不算短的过程。反腐机制要反思的，正是为何做不到横刀斩断贪腐进程，避免贪官走向死亡之路。

　　专家献策：3个“前移”

　　依现行法，个人贪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就应判处死刑。但上述贪腐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确定于17年前。根据最高检的专项检查，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关于职务犯罪的判决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高达近七成。

　　有媒体认为，司法机关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3年前，许迈永和姜人杰在同一天被执行死刑。

　　媒体特约评论员王云帆认为，让贪腐官员曝光并受到应有的法律惩处，比判多少贪腐官员死刑更有意义。当“伸手必被捉”成为一种反腐常态，越来越多的官员会向“不敢腐”靠拢，而建规立制使官员“不能腐”的“治本”也该提上日程了。

　　与此相关联的另一则新闻是，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于贪污腐败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拟删去10万元、5万元、5000元3个具体数额分界量刑的“固定数额标准”，调整为“弹性区间标准”，即原则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数额巨大或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情节特别严重3种情况，相应规定了3档刑罚，并对数额特别巨大，使国家和人民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保留适用死刑。

　　有评论认为，贪官能将手中的权力成功地变成吸金的机器，主要还是源于权力缺少必要的监管与监督，太过放任自流。对此，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思宁建议，应从制度上加强对基层官员的约束，通过强有力的监管和监督，使其不敢腐、不能腐、最终实现不想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教授任建明认为，过去反腐力度不够，有多种因素导致反腐机构不能有效运作，甚至对一些被举报的官员也没有及时展开调查。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曾提出三项预防腐败之策：其一，时间前移，将反腐倡廉由侧重惩治前移至注重预防，变事后追究为事前防范；其二，空间前移，表现在参与构建国际反腐败合作框架体系，同时加强监督“裸官”，防止贪官外逃等；其三，手段前移，在创新预防腐败机构的同时加强社会力量参与舆论监督。

　　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多年来被认为是遏制贪腐的有效利器。有人评论，只有将官员的财产状况公开于民众面前，才能借助于社会层面的无缝监督，让贪腐官员早日现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