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历史　永远的记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英烈祭

　　新华社北京４月３日电 清明时节雨纷纷，洒落在曾经被抗战英烈鲜血浸染的大地上。

　　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开始，长达１４年的抗战中，中国军民牺牲、死难者高达３５００万人。

　　英勇的呐喊已经沉寂，壮烈的牺牲也已远去。回望历史，面对未来，一种激越而凝重的血液仍在我们心中流淌。

　　２０１５年，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我们为先烈默哀，向历史致敬！

　　追寻

　　“父亲，我回来看您了……”

　　清明的雨水打在脸上，与泪水一起流淌。浙江泰顺县雅阳镇国岭村，有一个“维亮亭”，亭畔有一棵四人抱的大枫树，８３岁的王美蕉每次用手轻抚树干，都感觉它是父亲王维亮用血肉浸润生长起来的。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９日，大雨。中共地下党员、代理嘉兴县政务的王维亮率同志转移途中遭遇日军，一行１３人全部被俘。日寇先是巧言诱降，继而用尽酷刑。嘉兴新塍镇人至今还传颂着王维亮就义前的慷慨陈词：“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卖国求荣我做不到。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王维亮牺牲得十分惨烈：日寇先用大刀断其双臂，再挖心剖腹，然后把躯体斩成三段……

　　父亲牺牲时，王美蕉只有２岁。自记事起，她就开始“寻找”父亲。１９４３年，纪念王维亮等１３位爱国义士的塔墓被汉奸蓄意摧毁，烈士尸骨至今无处寻觅。

　　“一定要给父亲正名！”从少女到老妪，这个决心始终支撑着王美蕉。多年来，她不断写报告、查资料、寻证人，希望复原父亲当年牺牲的经过。她告诉丈夫：“我一定要有一个儿子姓王，把我父亲的血脉延续下去！”

　　２００１年冬天，王美蕉终于从泰顺县民政局拿到了父亲的烈士证。父亲，终于可以安息了。他牺牲时，也是冬天。

　　在那烽火遍地、山河破碎的岁月，每一个昂首走向死亡的抗战英烈，都留下了一个破碎的家庭。他们走得如此匆忙，甚至来不及亲吻一下刚刚会叫爸爸妈妈的儿女，一出家门，就成永别。历经劫难的大好河山，也见证着数十年的绵绵哀恸与苦苦追寻。

　　这是一个七旬老人寻父的故事－－

　　１９３７年王家发离开湖南大庸县投军时，儿子王章贵只有３岁。他与父亲的联系，只有父亲从战场上寄回的家书。战地来信的地址，从长沙到广东韶关、英德，再到广西、云南。

　　父亲一直没有回来，如果阵亡了，那牺牲在什么地方呢？王贵章退休后，几乎把全部精力用来寻找父亲的下落。他不断搜集资料，研究父亲当年行军路线，最后，他把目光对准了云南腾冲。

　　他踏上三千里寻父长路时，已年过七旬。穿过怒江，翻越高黎贡山，来到腾冲抗战烈士陵园－－国殇墓园。萋萋芳草中，一方方石头墓碑依山势整齐排列。王家发生前部队番号在五十四军一九八师。王章贵爬上斜坡，花两个小时，看遍了五十四军４８方“王姓”石碑，却没有找到父亲的名字。

　　他怅然下坡，又不甘心，在门口买了腾冲抗战和国殇墓园的专著，在一片黑压压的名字中，找到了“下士班长□□发”，不知何种原因亡佚了完整姓名，但部队番号又对不上。他转身又上了山坡。

　　终于，一块墓碑出现在眼前，上有“下士班长王家”６个字，最后一个字已被泥土掩埋。王章贵双膝跪地，双手颤抖着插进土里，去刨，去挖……最后他抱住墓碑，老泪纵横，哭诉着：“父亲啊，母亲在１９９６年夏天去世，她老人家一生都在对你的想念中度过，她的墓碑上还刻着你的牌位……”

　　在云南国殇墓园，在四川建川博物馆，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记者都听到这样苍凉而执著的故事。时光静流，等待儿子回家的父母早已离世，而当年的孩子也垂垂老矣，却仍然在努力寻找中拼凑着父辈的面容……

　　１９４５年，著名作家郁达夫被日军宪兵杀害在苏门答腊岛后四年，郁嘉玲出生。她没见过爷爷一面，“但从家人讲述和留存的实物中，已经与爷爷相遇相识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郁嘉玲的父亲全力投入研究郁达夫，她帮父亲誊抄文稿。父亲去世后，郁嘉玲继承父业，先后在海内外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出版了专著《我的爷爷郁达夫》。

　　对她而言，爷爷是一个既遥远又亲近的形象，“他身上流淌着中国文人对民族的赤心和灵性，并浸润于后代的血脉之中。”

　　无名

　　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名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抗战记忆中。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距离狼牙山不到５０公里的北京房山区十渡镇，还有“老帽山六壮士”，而他们没有一个人留下姓名。

　　１９４３年春，日寇扫荡平西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某部一个排奉命到老帽山阻击敌人，山坡上留下一片敌人的尸体。子弹打光了，战士们就用石头砸。只剩下６名战士时，大批敌人又蜂拥而来。被逼到悬崖边的战士们，抱枪纵身跳下……

　　后来当地老百姓找到了烈士遗体，安葬在老帽山上。１９８４年，又修建了“六壮士永垂不朽”纪念碑亭。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年龄、来自何方，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亲人……

　　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４５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许多英烈都没有留下姓名。

　　“七七事变”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回望抗战历史，在民族大义面前，无数没有留下名字的中国人，爆发出来的坚韧、勇猛与无私，为这段历史铺上了壮烈的底色。

　　腾冲有座无名妇女雕塑，记载着一个真实的故事：１９４４年，中国远征军反攻，十万民工运送军粮，一位小脚妇女翻山越岭背军粮，缺衣少食，她饿死在途中，而袋中的军粮，却颗粒未少……

　　滇缅公路，２０万各族劳工血写的传奇。鲜为人知的是，从滇缅公路向东，还有一条同样的“血路”－－乐西公路。当年，国际援华物资只有靠滇缅公路进入云南，但从云南到重庆，交通不便，要绕道千里。从乐山到西昌的乐西公路建成后，大大缩短了川滇距离。

　　自１９３９年５月的路勘至１９４１年底，长达５２５公里的乐西公路全线正式竣工通车，共征集了川康地区彝汉等各族筑路民工２４万余人。这一路岩石陡峻，工程极其艰难，身为总指挥的著名道路工程专家赵祖康累得咳血倒下。而由于缺粮、疲劳、疾病、工伤等原因，伤亡人数竟多达３万人，乐西公路也因此被称为“血肉筑成的长路”。

　　在工程最艰难的蓑衣岭上，至今还有赵祖康亲笔题写的石碑“褴褛开疆”。赵祖康的儿子赵国通，在清明前夕向记者回忆了自己重走父辈路，站在蓑衣岭手抚石碑的感受：“一寸山河一寸血，每米公路埋忠魂！要向无数无名的烈士鞠躬：他们是中国的英雄，他们是中国最终获得这场伟大胜利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