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全国政协“西部农牧区包虫病防治”调研报道 要从国家战略高度看待包虫病防控

“我们的调研对国家制订‘十三五’规划确定包虫病的防控战略有重要参考意义，希望大家多反映实际问题，多提务实性建议。”4月21日，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黄洁夫在新疆西部农牧区包虫病防治座谈会上建议各位委员、专家学者，要站在民生和国家战略高度就包虫病防控建言献策。

图说：委员们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友谊医院给包虫病患者看片子。本报记者  李木元 摄

新疆是全国畜牧业生产基地和五大牧区之一，现有牧场130个，牧草地面积7.66亿多亩，畜牧业人口135.71万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孜介绍，新疆是全国包虫病流行较为严重的省区之一，2012年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新疆包虫病患病率为0.09%，估算全疆有包虫病患者1.4万余人；囊型包虫病流行县市81个，其中，31个县市同时有泡型包虫病流行；流行区受威胁人口约1560万。包虫病已成为新疆一些地方农牧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因素之一。

包虫病防控要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

自2006年以来，中央已投入近2亿元专项经费支持新疆包虫病防治，目前已在全疆65个县开展包虫病防治工作，覆盖了80.25%流行县，并且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符合新疆实际的工作方法。

不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委员、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温浩表示，当前新疆包虫病防治仍面临诸多困难，如高度依赖中央转移支付项目，16个非国家项目县及项目投入以外的县市防控缺乏基本的经费投入，防控工作开展不平衡；防控能力薄弱，专业机构人才匮乏等等。

“不要只站在本地区角度看待包虫病防治，要从国家战略上看待这个问题。”黄洁夫表示，当前，国家正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包虫病防治应和这一战略紧密联系起来。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加大投入，提高防治能力和水平。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何维指出，丝绸之路沿线上的一些中亚、西亚国家，其产业结构与生产方式与我国新疆有类似之处，他们也面临包虫病防治问题。我们应总结包虫病的防治经验，向这些国家进行包虫病防治模式的输出，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政治、文化软实力的支持。

“未来，我们将把新疆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五大中心：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中心、金融服务中心、文化科技中心、医疗服务中心，实现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艾尔肯·吐尼亚孜说，如果我们在包虫病防治上带动和帮助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将有力推动我国与这些国家的民心相通。

防控可引入市场机制

“包虫病是牧区生产方式和牧民生活方式的折射。”何维表示，新西兰、冰岛随着畜牧业的现代化，其包虫病得到了有效控制。对于少量存在的游牧民，他们通过控制犬的数量，给犬驱虫，包虫病很少发生。这说明，解决包虫病问题，根本上还是要靠畜牧业生产方式和牧民生活方式的转变。

何维建议，包虫病防治可借鉴大气污染防治的经验，实施跨流域、跨部门的合作，综合防治；将社会化动员和专业化防治相结合，提高效率。

“防控上政府主导，同时应引入市场机制。”何维举例说，在诊断上，可否将其包给国内几大诊断试剂生产公司，保证公司有一定利润，调动其积极性；再比如，集中屠宰的畜肉在市场定价上可以高一点等等，政府部门需要做的就是加强监管、宣教，提供公共服务。

充分借鉴血吸虫病防控经验

“新疆包虫病防治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部分职责划分不明晰、衔接不紧密，集中体现在犬的登记管理和驱虫方面。”艾尔肯·吐尼亚孜表示。

从宁夏调研的情况来看，黄洁夫认为，让村医负责狗的管理，发放驱虫药，职责上有点乱，很难做好。他建议，从上到下，首先要明确各部门包虫病防治的具体职责，这对于推进防控工作很重要。

“随着市场对牛羊肉需求的增长，我国的牛羊数量还会增加。经验表明，随着动物种群的增加，人和动物的接触必然增加，传染病发病率也会上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建议，包虫病防控应借鉴血吸虫病防控的经验，在国家层面，设立包虫病防治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在流行区域的省、市、县、乡设立管理机构，在有些疫情严重的省份，甚至可以将这些管理机构独立出来；在省级卫生、疾控部门设立专门科室，在县乡设立防疫专干。

新疆还有16个县市未纳入国家项目，防控基础薄弱，王宇建议，在重点流行县、流行区的疾控部门增加编制，增强防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