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彩是中国古代陶瓷工艺的珍品，不仅是最华丽的，也是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一种低温铅釉陶器，胎料多系白色胎土，多是二次烧成。其主要特点是色彩斑斓，颜色有黄、绿、白、褐、蓝、黑等色，而以黄、绿、白三色为主。因其产生、鼎盛、衰落都在唐朝，所以称之为“唐三彩”。唐三彩主要是作为明器出现的，按形状，可以分佣、马、骆驼等雕塑和盘、壶、瓶等器具两大类。其烧制技艺特别精美、艺术价值很高，凝聚了古代各族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力。

　　丝绸之路，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1世纪之间，是一条东方文明与西方文化之间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西汉时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形成了丝路的基本干道，公元8世纪前期达到鼎盛，而后逐渐衰落，但仍保持使用，直到清代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丝绸之路被阻断。其巅峰时期是在唐前期，和唐三彩的产生、发展、衰落是一致的，除了偶然因素还有必然的原因。

　　唐三彩出现在盛唐时期必有它的历史原因。首先，唐朝国家强盛，唐太宗统一了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护送文成公主去西藏和松赞干布“和亲”，开启了各民族大融合的安定局面，大大促进了中原和边疆的成产发展和经济繁荣，这是唐三彩繁荣的重要内因。当时，大唐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家、民族和社会自信，对外实行开放的外交政策。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1世纪之间的丝绸之路达到了鼎盛时期，特别有利于发展中外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中原文化和西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互相影响，这是唐三彩发展的外部原因。表现在艺术上，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新气象，唐三彩就是在内外因影响下应运而生的一种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唐三彩的动物俑造型

　　唐三彩中动物佣造型较多，显然是通过丝绸之路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异域动物形象十分突出。如狮子俑就受到波斯萨珊王朝的影响，甚至有狮子带翼的形象出现，与萨珊王朝的银器造型很像，如出一辙。更典型的是骆驼佣，作为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产物，具有强烈的西方文明特征。这尤其体现在造型上，如洋马、中亚种的双峰驼，都呈现出英姿飒爽的状态，让我们看到通过丝绸之路，唐朝与西域的紧密联系。看到这些骆驼的造型，我们就会想象出胡人在长安经商、生活的影子。

骆驼俑（图片来自网络）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而又千姿百态的骆驼佣呢？到大唐，丝绸之路已经发展到鼎盛时期，作为其主要交通工具的骆驼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盛唐时的中国国家统一强盛、物产丰富，吸引着西域的胡商通过丝绸之路不远万里来到中原。来自西域的特产诸如瓜果、佛教、魔术、音乐、舞蹈、雕塑等通过骆驼——这一最重要的运输载体来到中原。而中原的丝绸、瓷器、冶铁铸造技术等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亚乃至欧洲。因此，驼队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最重要的运输载体。

　　丝绸之路沿线基本上是沙漠，享有“沙漠之舟”美誉的骆驼，成为丝绸之路上必不可少的交通运输工具，以其默默无声的千年负载，赢得了中原和中亚、西亚乃至阿拉伯商人的敬重。所以，骆驼成为唐三彩中重要的造型表现形式。唐三彩绵绵不断地受到丝绸之路的影响，也体现着经济文化交流影响着艺术的发展趋势。

　　2唐三彩人物俑中的胡人形象

　　胡人就是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来带长安，盛唐时长安城有许多胡人，有经营的邸店、珠宝店，也有开办的胡食店、酒店等，甚至有胡人在大唐做官，当时的国都长安就是胡人在我国最集中的城市。

　　唐三彩人物佣中胡人形象很多，最为常见的是深目高鼻，且头戴尖顶帽，身穿折领衣，牵着鸣驼骏马，一副商人的模样。其中永泰公主墓中的三彩胡人俑，头发向两边分开，各梳一条辫子于耳后，身穿翻领交襟窄袖的绿色胡服，翻领的里层为黄褐色，腰中系带，袍的下摆开叉，左边好像随风翻起。他左手叉腰，右手上举，身边虽然没有马或驼，但从他右手似握辔的姿态看，仿佛一匹矫健的骏马或高大的骆驼就在他身边嘶鸣。甚至有的胡人俑还抱着西域乐器，边弹边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胡人骑马（图片来自网络）

　　甚至在服装的装饰中也体现胡人的形象，越王李贞墓中出土的三彩骑马女俑头戴折沿高帽，是胡帽中的一种，她身着圆领长袍，衣袖瘦窄，都是女子胡服的典形式样。郑仁泰墓中出土的侍女俑，身着男装，衣服为翻领胡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唐三彩中的胡人佣和衣着装饰体现丝绸之路带来的艺术影响，我们欣赏唐三彩的同时不能忽视其产生的背景——丝绸之路。

　　八世纪中叶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落，唐政府没有更多的精力来维护丝绸之路的通顺，使得丝路贸易中断，唐三彩也开始衰落甚至绝迹。固然唐三彩的繁盛和唐前时期的国力有很大的关系，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这是唐三彩产生的基础，而我们不能否认外来文化的影响，丝绸之路则是影响唐三彩造型、装饰的外在力量。唐三彩是丝绸之路发展到鼎盛时期中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中国文物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