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早期《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还是2013年出版的《第七天》，余华每每有新作问世，都会掀起一番讨论。近日，余华将十年来在文学与现实中的呼喊与回望集结成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现场，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借一句作家的言论称赞余华，“在面对中国幽暗复杂的现实时，没有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没有背过身去，而是以犀利的目光洞察时代。” 余华在现场表示，“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我们都是病人。”

　　“对现实社会我没有找到答案”

　　“这是我的写作，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在新书中，余华用笔记录下对当下不平衡时代的观察，“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在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节的礼物，北京的男孩子想要一架真正的直升机；而西北的女孩想要一双白球鞋。”余华坦陈，社会的不平衡刺激作家写作，可他并没有找到出路。

　　余华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这本书也许不能为读者提供“面目全非的社会”中的出路。 “我没有找到答案，写书的过程就是寻找答案，但答案是找不到的。”他说小说家应该是社会的速记员，记录下社会的变化。“同一件事，媒体的工作是客观报道新闻，小说家应该提出更多的角度。”

　　“现在为止我对自己都不是特别了解”

　　除了探讨社会问题外，余华当然谈到了文学与写作，回应了自己写作风格的转变。余华谈道被问过多次的问题，“为什么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短篇小说里有那么多血腥暴力，为什么到了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里，这个趋势明显减少了。这都是我从26岁到29岁的三年里干的事情，我的写作沉浸在血腥和暴力中无法自拔。”在文中，余华从童年目睹很多死刑执行开始写起，余华写道，所谓文风的改变源于他做的一个梦，他梦到自己被人追杀并且执行死刑。但在现场面对记者的提问，余华却改变了回答。“其实到现在为止，我对自己都不是特别了解。”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也囊括了很多较为轻松的随感，如在体育、旅行以及教育孩子时的感想。提起这些，余华很有表达的积极性，现场他回忆起自己和史铁生、莫言、马原、刘震云一起踢球的情景，“1990年的世界杯，我们去辽宁文学院讲课，期间跟史铁生和刘震云，还有莫言、马原一起踢球，因为辽宁队主场，我们势单力薄。最后让铁生当我们的守门员，史铁生（和对手说）你们往我身上踢，一踢我就死。”余华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