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在1939至1945年间，以宜昌为中心的大约2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内，中日两军进行了长达6年之久的拉锯战，以争夺对江汉平原、洞庭湖流域和陪都重庆门户的控制权。近年来宜昌当地学者在文史资料编辑和研究工作中将这一时期的抗战称为“宜昌抗战”。适逢“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宜昌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当地政协和党校联合编辑了《宜昌抗战史料汇编》一书，并在书中正式向学术界提出“宜昌抗战”。

　　“在‘宜昌抗战’的战略态势下研究武汉失守以后华中地区的抗战态势，对于整个抗日战争历史的学术研究，不无裨益。把以宜昌为中心的抗战战略态势称为‘宜昌抗战’，应该是可以成立的。”这是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5月23日在“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宜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观点。

　　编辑一套史料集、联合国家级学术团体召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很多地市级政协都能做到。但提出一个被主流学术界认可的学术概念，这在全国范围内，就不多见了。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有什么值得各地同行借鉴的经验和做法？本报记者采访了主持这项工作的湖北省宜昌市政协主席李亚隆。

　　寻找标准：促进史料再利用

　　政协文史工作首先是史料收集。在史料收集的过程中，宜昌政协的同志们痛感缺少一套“规矩”：影像、录音、照片等史料载体都没有技术标准。辛辛苦苦拍摄的录像，因为技术标准不够，不能在作为电视台或者网络上使用；拍摄的照片，因为像素不够，在出版时只能“望片兴叹”。因为缺乏史料收集的技术标准，不少辛辛苦苦记录下来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只能躺在柜子里，无法有效利用。

　　四年前，宜昌政协在决定收集整理《宜昌抗战史料汇编》时，就走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学会和中国抗战史学会，引进他们的专业标准，在史料的收集过程中，让记录下来的所有史料全部达到播出、出版条件，为后期的再利用打下基础、创造条件。

　　“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在刚刚开始做抗战史料收集的时候，就自己为自己立了一些小规矩，严格遵守历史学的学术标准，今天，我们再拿这些东西与文史工作同行、历史学研究者交流时，就有了对接的平台，向新闻、出版、宣传工作者介绍这些史料时，就有文字之外的手段。而这些史料，就有了二次利用乃至多次利用的价值。”李亚隆强调：基层文史工作急需一套史料调查的技术标准。

　　学习方法：与历史学研究“联姻”

　　基层文史工作，除了缺少技术标准，还缺乏科学的方法。

　　李亚隆主席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在采访一位目击空军飞行员周志开战机坠毁过程的记录稿中，目击者是这样描述的：“飞机飞得很低，可以看见飞行员的肩章，飞机要降落，机上有人喊，要我们不要慌张，说我们是国军。”“请问在地面从哪个角度能看清飞行员的肩章？在飞机飞行过程中怎么能听到飞行员说话呢？这显然是加进了口述者后来看到的材料和自己的想象。”李亚隆感叹。

　　“遇到这种把个人想象和后来看到的材料当做记忆的口述材料，就要求史料征集者及时追问、辨别和求证，至少与口述者一起讨论清楚，可惜，大多数文史资料征集工作者没有受到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有些收集回来的史料存在巨大的逻辑露洞，缺乏说服力，反而降低了口述史料的价值。”李亚隆说。

　　这也是市县政协文史资料收集、田野调查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了保证收集方法的科学性，宜昌政协引进外脑，直接请中国抗战史学会的专家来指导史料的收集和田野调查的方法。主动向学术标准靠拢，收集的史料就有了一个较高的学术起点。

　　“三亲”史料收集来之后，他们还将其与文献资料相比对，力求还原事件的真实，并从中找到规律。“与一流的学者合作，我们的水平也在提高。‘宜昌抗战’的概念就是在与专家讨论中提出来的并在专家的指导下一步步完善起来的。”李亚隆说。

　　与历史学研究“联姻”，让宜昌的文史资料工作上了一个台阶。《宜昌抗战史料汇编》也从单纯的口述史扩展成了口述、史料集成、图片集等不同类型史料的集成，并据此与中国抗日史学会、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共同主办召开“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宜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确立了“宜昌抗战”的概念，在学术界造成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