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秀才女

　　1933年，沈从文与三姐兆和在北京结婚，充和去参加婚礼，随后就一直居京。家里人劝她考大学，她也想不妨一试，于是就到北大旁听。当时北大入学考试要考国文、史地、数学和英文。充和见到数学就头大，她在16岁前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几何、代数。她干脆放弃，把复习的精力全用在其他三科上。第二年临考的那天，家人为她备好圆规、三角尺等作图工具。她说“没用”，因为她连题目都看不懂。数学当然得了零分。但她的国文考了满分，尤其是作文《我的中学生活》写得文采飞扬，受到阅卷老师的激赏(充和后来说，作文是她面壁虚构的)。试务委员会资深评委(有人指为胡适，他时为中文系主任——笔者注)希望录取这名优异生。然录取规则明文规定，凡有一科为零分者不予录取。试务委员会向阅数学卷老师施压，希望网开一面(通融一下)给几分。那阅卷先生不吃硬，复判后，仍给零分。试务委员会爱才心切，不得已“破格录取”了她。当时北京报纸在大学新闻栏报道此事，不过说该生名“张旋”——那是充和有意用的假名，连她的中学文凭也是假的，是弟弟宗和托在宁夏当中学校长的朋友帮忙出具的。充和此举一是怕用真名考不取，给张家人丢脸，二是不想让北大方面知道她与兆和是姐妹，从而联想到沈从文。沈从文那时已是名作家，她不想沾光，避嫌。那年代北大中文系名师济济，主任胡适，教授有钱穆、冯友兰、闻一多、刘文典等。名师亲授，使充和受益良多。即令在北大学习期间，充和仍不舍对昆曲的追求。小她一岁的弟弟宗和在清华读书，她常去清华，与弟弟一道去聆听清华的昆曲讲座，不时参加曲友们的演出活动，甚而到青岛拍曲，自娱自乐，好不自在。但好景不长，三年级时充和患肺结核，不得不休学，她无缘得到北大的学位。康复后，《中央日报》的储安平留英，正缺人手，充和就到副刊《贡献》当编辑，写散文、小品和诗词，初露才华。

　　抗战爆发，充和随同沈从文一家流寓西南。在昆明，沈从文帮她在教育部属下教科书编选委员会谋得一份工作。沈从文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张充和选散曲。一年后该单位解散，她又在重庆教育部下属礼乐馆工作，整理礼乐。她将整理出来的24篇礼乐用毛笔书写，首次展示了她的书法艺术。梅贻琦的清华日记里对此多有记载。

　　张充和端庄、大方又热情，很有人缘，在人才云集的西南科教界，她广结师友。在重庆她结识了知名人士章士钊和沈尹默等，相互诗词唱和，不乏风雅。充和见贤思齐，仰慕沈尹默的书法，正式拜大书家沈尹默为老师，常乘送煤油的卡车到歌乐山沈宅求教。第一次到沈家，沈让张充和写几个字给他看看，沈阅后，以“明人学晋人书”评之。得力于这些名流的亲炙，张充和的诗词创作亦更上层楼。其代表作当数《桃花鱼》：

　　记取武陵溪畔路，春风何限根芽，人间装点自由他，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描就春痕无著处，最怜泡影身家。试将飞盖约残花，轻绡都是泪，和雾落平沙。

　　章士钊爱才，赠诗给张充和，把她誉为才女蔡文姬；而戏剧家焦菊隐称她为当代的李清照。张充和还会丹青，一次画了幅《仕女图》。后来这轴“悲喜仕女”还引出一段传奇故事。

　　1944年6月4日，张充和到歌乐山拜访沈尹默，偶得他七绝：“曲弦拨尽情难尽，意足无声胜有声。今古悲欢终了了，为谁合眼想平生。”之后，她到上清寺看望战时水利工程实验处负责人郑肇径(1894—1989，字权伯)先生。他们亦师亦友，都爱好书画。郑先生是我国第一个留德学水利的，是著名的水利专家。张充和去时，郑先生不在办公室，她便捉摸沈尹默的那首诗，忽来灵感，便借桌上的纸墨欲以此诗意画一位仕女。她先画仕女的眼线，再加眉、鼻、口。此时郑权伯进来，张充和从没画过人物，害羞，欲把画作扔进纸篓。郑权伯忙止住，展读诗、画后，既赞誉沈尹默的诗，又欣赏张充和未完成的《仕女图》。郑权伯摊开画稿，让充和补画仕女的身体和琵琶，又“强迫”张充和抄上沈尹默的诗及上下款才作罢。过了些时日，张充和再去玩时，郑权伯已将画裱好，把她过去写的牡丹亭中《拾画》一段文字也裱上，并请沈尹默、汪东、乔大壮、潘伯鹰题词。次年，又在画的绫边上加上章士钊等人的题词。郑权伯将此画翻拍成照片回赠张充和作纪念。

　　抗战胜利后，郑权伯回南京，将此画挂在书房中。因张充和于1949年去美，直到1981年他们才开始通信。郑权伯痛心地告诉张充和，他的《仕女图》等一大批字画在“十年动乱”中遭劫，同时希望张充和能将当年他翻拍的《仕女图》照片，复制一份并在复制的照片上题词留念。

　　张充和恋旧，特作小令三首与复制的《仕女图》一并回赠郑权伯。1983年张充和到南京，特地拜访郑权伯，郑取出《仕女图》照片把玩，慨叹人是物非。1990年左右，《仕女图》突然出现在苏州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恰被充和的侄孙张致元见到，在征得姑奶奶张充和的同意后，不惜重金将此画竞拍到手。这真是社会发生了闹剧，人间便产生悲剧，而岁月又创造了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