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求恩学校

　　1939年5月，晋察冀军区决定，在原军区医务训练队的基础上，由江一真负责着手筹建军区卫生学校。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下，老一辈革命开拓者们，白手起家，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建起了学校。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在河北省唐县牛眼沟村成立。白求恩作为军区卫生顾问，时常到学校检查工作，他高兴地参加了开学典礼，发表了充满激情的讲话，并为学校捐赠了从加拿大带来的显微镜、小型X光机和内、外科书籍，还为学校推荐并联系了多位教员。

　　最初的师资队伍只有6人，江一真任校长，殷希彭任教导主任，另有刘璞、陈淇园、张文奇、张禄增，都是资深的专家、教授。招收的三期学员，按文化程度高低依次分为军医、调剂、护士班。

　　1939年11月至1940年4月，日本侵略军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学校转入反“扫荡”战斗，与敌人周旋于唐县、平西一带崇山峻岭之中，最终到了葛公村，才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校址。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在手术时手指感染丹毒而逝世，为了纪念白求恩，军区决定，将卫生学校改名为白求恩学校（简称白校）。学校在战火中不断发展壮大，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6年时间里，为我军培养各类医务人员928人。几十年来，学校几经易名、整合和变迁，后来成为白求恩医科大学，现在为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院。

　　1940年，在白求恩学校有一个引人关注的三姐妹组合，那就是“李氏三姐妹”———李剑鸣、李佩卿和李玉芝。她们不光长得漂亮，而且能骑马、会打枪。三姐妹都是活跃分子，开朗、热情，能歌善舞，她们分别是三、四、五期军医班学员，都是共产党员，分别担任着学生干部。

　　带有传奇色彩的“李氏三姐妹”，在她们的家乡、在晋察冀军区、在太行山脉她们所有战斗过的地方，都留下了几代相传的美丽佳话。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笔者走访了三姐妹的多位子女，回顾三姐妹在白校的生活，让我们铭记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发扬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弘扬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同时参军的三姐妹

　　李氏三姐妹出生在京西蔚县（原察哈尔省，现河北省）一个普通小职员家庭，是家里五个孩子中的前三个。家境虽然贫寒，但开明、上进的父母把她们像男孩子一样对待，让她们上学读书，培养她们长大后干大事业。姐妹三人分别于1932年和1937年毕业于县里最高学府———西合营师范。1934年，大姐李剑鸣考上了张家口高级师范；二姐李佩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县里第一位女党员；三妹李玉芝则考上了西合营师范。

　　1937年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在司令员杨成武的带领下，10月26日晚收复蔚县县城。三姐妹像盼来了救星一样，在父母的大力支持下，全部参军入伍，投入到抗日的队伍。二姐李佩卿还被选为抗日救国会的委员。当时的蔚县，参军人数多，但一家三人，又是女子参军，仅此一家。

　　她们随部队转移到山西省上寨，经过部队整训后，编入由115师方国华为团长的地方工作团，在敌占区的各个地方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动员群众参加抗日，开展妇女工作，组建儿童团，帮助当地组建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武装，建立地方党组织。她们每人负责几个村子，经常走夜路，食宿不能保证，遇到野狼和日伪军更是常事。由于工作的需要，三姐妹都学会了骑马、打枪。在杨成武司令员和蔚县县长张苏的极力促合下，三妹李玉芝与115师政委邓华在灵丘下关村结成了革命夫妻。之后李玉芝跟随邓华的部队，在司令部做译电员。1938年6月，随同邓华和宋时轮领导的八路军第四纵队从平西斋堂出发，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冀东大暴动，之后又返回到平西。

　　1939年初，地方工作团完成任务，人员分流时李剑鸣和李佩卿姐妹俩选择了学医！她们到一分区卫生部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调剂训练班，并得到白求恩大夫的亲自教授。学习结束她们在一分区卫生所药房工作。这期间，军区正在筹建卫生学校，李佩卿被第一批选送到学校，分在军医班，被推选为二大队组织委员。她与师生们一起，在残酷的反扫荡中，边转战，边教学，1939年9月18日，学校在唐县牛眼沟村举行了开学典礼。

　　为了纪念白求恩，1940年2月16日，学校在葛公村改名为白求恩学校。春季招生时，李玉芝带着部队开的介绍信踏入了白校，成为军（军医班）四期学员。她来自主力部队，再加上其个人魅力，被选为全校青年大队队长。1940年秋季，大姐李剑鸣也得到一分区卫生部张杰部长的推荐，成了军五期学员，并在二大队负责俱乐部和青年大队的工作。

　　抗战三年来，三姐妹首次在白校团聚，真是喜出望外。她们感谢部队的培养，也珍惜上天的眷顾和生命的奇缘。课余一有机会，三姐妹就在唐河边小聚，回忆在父母身边的日子，念叨家乡的父母和弟弟妹妹，畅想未来的美好生活。但是，她们更明白自己的责任，在艰苦的条件下孜孜不倦地努力学习各门课程，同时认真地做着课外工作。

　　艰苦求学的三姐妹

　　白校学员和战士一样，吃的是农民支援的军粮，每天只有小米，米中砂子很多，只能囫囵吞枣地咽。菜是同学们采的野菜、树叶等，有时各班也自己种点菜，没有油，只有很少的盐，也没有其它任何副食品。做饭烧的柴是大家利用星期天到一二十公里的山上去砍的。

　　学习中教学设备、工具仪器几乎没有，没有血压器，只有少数的体温器、听诊器、注射器，就连一般的日用工具刀剪、镊子也少，外科手术用的器具也很少。讲细菌课没有试剂药液，没有显微镜，只能看看讲义上的油印画图。师生们就群策群力动手制作，用芦苇管代替胶管制做听诊器；用木板、泥巴、废纸等材料做各种教具。纸张非常珍贵，旧的用过的纸张、烟盒纸等她们都十分珍惜。没有笔，她们就用烧焦的树棍，或者直接用树棍在地上写，没有黑板就在墙上涂上锅灰，或者把木板涂黑。学员们坐在地上或者土炕上听课，双腿一盘就是课桌。讲义很少，她们就用心听、用心记，课后再回顾。晚上自习，没有更多的灯油，大家就围坐在一块讨论。

　　遇到战事，尤其是春秋季节敌人对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学校就在行军中教学。学员们背着行李、教具、武器和粮食，边打仗、边学习。无论走到森林或者山洼地，黑板往树上一挂，背包当桌，席地而坐，就开始上课。有一次，在行军路上李剑鸣看到军三期的同学在路边休息，其中有二妹李佩卿。又走了几里路，军四期同学赶上了李剑鸣的队伍，三妹李玉芝知道大姐身在病中，不由分说从后面取下大姐的背包，背在她自己的背包上面，然后快走几步追上自己的班级。

　　夜间天太黑，走到了山路，脚下都是大石头，如果摔倒就会掉队。下山时不好走，她们干脆坐在山地上顺着没有石头的地方往下滑。有时太累太困了，走在队伍里就能入睡，后面的人推醒再接着走。有时夜晚赶到了村子里，为了不打扰老乡休息，大家就靠在墙根下、门洞边睡觉。

　　抗战时期的军民关系犹如鱼水，老乡把八路军当救星、当亲人。有时大家分住到老乡家里，有一次李剑鸣住到一位大嫂家，大嫂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旁边一个稍大点的女孩，天气已经很冷却没有衣服而光着身子。吃的饭是一锅树叶汤，里面只有很少的玉米茬，大嫂从锅里捞上玉米茬给李剑鸣吃。

　　行军时，遇到敌情队伍就马上疏散。有一次遇到轰炸，李剑鸣的队伍在高粱地边，大家就地卧倒。敌机在李剑鸣头顶上空打圈子，机枪子弹扫击到地上沙沙作响，冒起一片片的土烟苗。她一侧头，看到敌机上的日本鬼子正端着机枪向地面瞄准。过了好一阵子，敌机飞走后，得知校部一头骡子被敌机炸死。因为大家没有食物，校部便将骡子肉煮熟，切小块分给大家。炊事员嘱咐大家，要等到实在坚持不住的时候再吃。李剑鸣分到了比拳头小的一块肉，小心地用手绢包好。突然，又有了敌情，通知让学员们自己找地方疏散。李剑鸣隐蔽在一个山坡上，这一躲，便是两天。夜里睡着了，不知不觉到了天亮，把草扒开，什么也看不见，等太阳出来了，才发现自己坐在山头的云端里。一起身，感到阵阵晕眩，没有一点力气，几次想到那块肉，都没舍得吃。到了第二天，实在坚持不住了，才把肉拿出来慢慢品味。那是一块平滑肌，没有盐味，但吃得津津有味很香甜。敌人终于走了，同学们才集合。五个多月，“扫荡”终于结束，大家再回到葛公村上课。

　　学生干部的三姐妹

　　政治生活是学校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严肃而认真。三姐妹都起到了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她们担任着学生工作，闲暇时在一起互通各自的工作情况，交流经验，探讨工作方法。每次会议或活动她们都会提前准备，利用睡前或者走路的时间想好内容、目的和要求。召开会议时直入主题，讨论问题时畅所欲言。有时为一个问题可以争论得面红耳赤，大家为真理而辩论，以理服人，统一认识，不记成见。有不同观点一时想不通时，暂时保留个人意见。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解决问题。

　　各班的同学都很团结，各队也很齐心。学员都是青年，进取心强、求知欲强，集体荣誉感更强。无论搞什么活动，或者是进行比赛，争先恐后、气氛活跃，谁也不甘落后。早上出操也要比赛，在严寒的冬天出操，爬起来时天还不亮，有一次李剑鸣半夜时就背着背包到老乡场上等着，等到天色发亮。散队后有同学告诉李剑鸣：“有人听到你出去，大约凌晨三四点钟吧。”这成了大家的笑话。

　　青年学员活泼愉快、热情奔放，把火热的情感和旺盛的精力都用在努力学习医学知识上，用在班集体的工作中。大家亲如兄弟姐妹，面对艰苦的环境，不是愁眉苦脸，而是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唱歌是娱乐活动中一个主要内容，课前课后、会前会后，行军爬山都会大唱抗日救亡歌曲，歌声响四方，歌声震山谷，振奋精神、鼓舞斗志。俱乐部是群众性组织，在支部书记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做宣传工作和文体活动。每逢纪念日和节日，学校组织全校纪念活动。三姐妹都是积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她们写美术字、写标语口号，布置会场，有时忙到深夜。春节时要搞军民联欢大会有秧歌表演，支委带头，剑鸣、佩卿都化好妆参加；玉芝更是文艺骨干，节目主角。几位红军的口琴，也给联欢会添了彩。

　　女生们在一起时，谈论的话题更多，还搞精神会餐。大家来自不同地方，每人“上”一个菜，说说笑笑，真像在品尝山珍海味的大宴。

　　三姐妹开朗、热情、活跃又大方，受到师生们的赞许。她们的故事在学员中成了美谈，给白校甚至在晋察冀军区也留下了传奇的佳史。

　　1941年夏天，一位带着相机的老干部到白校看病，她们终于有机会拍了一张合影，因为无法通信不能寄给父母，直到她们都毕业后，李剑鸣才找到可靠的人将照片捎回老家。然而，当妈妈看到照片时却伤心地痛哭起来。“闺女的胳膊没有了？”咬定是日本鬼子给绑起来了，看着照片哭了又哭。母亲长期积郁成疾，1943年去世，带走了对女儿们的牵挂。父亲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为南山的八路军、游击队集枪支、送物资，由于汉奸告密而被捕入狱，受尽日伪军的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险些丧命。这些不幸的遭遇，远在抗日战场上的三姐妹却完全不知情。

　　三姐妹在一起的日子不到一年，由于战争急需，李佩卿所在的军三期提前毕业了。分配到一分区二所（易县）当医生。这年秋天，敌人对边区的秋季“大扫荡”，采取所谓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李佩卿与医护人员们在山沟里用心地掩护和照料着伤病员，其中有狼牙山五壮士的幸存者宋学义。他到卫生所时骑着一头小毛驴，还抱着一只大母鸡，是团领导为了让他吃鸡蛋补养身体而养的。大约一个月后，团里来人接宋学义到“抗大”学习，当时他身体还很虚弱，李佩卿是他的主治医生，在出院证明上写下了“需继续休养”，并吩咐对宋学义特殊照顾。

　　半年后，李玉芝毕业到了邓华所在的四分区司令部医院当医生。1942年6月，大姐李剑鸣毕业，被分配到军区直属医院卫生所，任副连长兼主治医。她们分别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守自己的职责，争做白求恩式的好医生，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三姐妹又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伟大的解放战争炮火中……

　　注：

　　李剑鸣，曾用名李玉峰、李玉凤，1913年出生，1987年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

　　李佩卿，曾用名李玉环、李玉华，1916年出生，2010年在天津去世，享年94岁。

　　李玉芝，曾用名李玉枝，1919年出生，现为军事科学院离休干部，在北京休养。

　　作者简介

　　张慧明，女，中国人民解放军91746部队退休干部。祖籍河北省蔚县，1982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原北京海军某部任专业技术上校。爱好读书，业余写作，有作品发表于《中国青年报》、《人民政协报》、《中国劳动报》、《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北京《支部生活》杂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