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国家，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在国家居民医疗体系中的作用不分伯仲，他们的身份、社会地位、薪资收入也都不相上下。因为有了这样的制度保障，医生在择业时选择全科医生还是专科医生，更多是出于职业爱好的考虑，这就保障了医生队伍尤其是全科医生队伍的稳定性，以及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不虚此行！”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丁洁接受访谈时的第一句话，也是她此前不久跟随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出国考察的深刻感受。

　　这是一次被捷克议员评价为迄今为止接待中国医改考察团水平层次最高的一次考察。7月中旬，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副主任黄洁夫带队前去英国、捷克、比利时考察公立医院改革的状况，丁洁是考察团成员之一。而她“不虚此行”的感受，具体来说，是源于这些国家关于全科医生制度的顶层设计。

　　不分伯仲的医疗体系

　　全科医生是指可以从容处理常见病、多发病的综合性医生，其显著特征是拥有一般性门诊科室必须具备的专业素质和能力，同时具有丰富的社区医疗管理服务能力。

　　在国外，工作于社区（家庭）的医生，一般都是全科医生。相比之下，专科医生一般是指在处理复杂病情方面及本专业内有较深造诣的医生，他们主要工作在相对集中的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医院”。

　　“全科医生的收入，可能比我们专科医生还要高。”在英国，一位工作于更好医院环境的专科医生，对工作在社区（家庭）的全科医生，说出了这样一句有点羡慕的话。这让丁洁多少有些意外。

　　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意外”，是因为英国在全科、专科医生的制度设计上，就做好了保障和区分。

　　“这是一种不分伯仲的制度保障。在该制度下，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按照不同的经营和运营模式去工作，但他们的身份、社会地位、劳动收入都不相上下。也就是说，在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这两条国家居民医疗保障的必备支撑上，英国从制度设计上保证了它们的区别和平衡。因为有了这样的保障，医生在择业时选择全科医生还是专科医生，更多是出于职业爱好的考虑，这就保障了医生队伍尤其是全科医生队伍的稳定性，以及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丁洁向记者介绍。

　　遗憾的是，目前我国的全科医生队伍，因为制度保障的不得力，还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这也是我国目前继续深化医改面临的重要难题。

　　20%的经费，80%的保障

　　“我已经呼吁多年，希望中国也能够制定专门的全科医生政策。在英国，政府用20%的医疗经费解决了居民80%的基本就医问题，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全科（家庭）医生制度的建设。”考察团另一位成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赵平告诉记者。

　　赵平委员对全科医生制度的感触更为深刻。他曾多次考察国外的公立医院，还曾在比利时做过一段时间的家庭医生。他的直接体会，是这些国家的全科医生对于自己的工作是“积极和主动的”。

　　“比如在英国，全科医生的平均收入约为10万英镑/年，这在英国算是中上等收入，多数医生对自己的收入状况表示满意。并且，这些全部由政府发放的薪酬，即使和大城市专科医生的收入相比，也没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因为医生和病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经济利益关系，也就不存在医生不被信任的状况。而医生们，在信任的基础上，也能够更尽心尽力地去施行医术。”赵平介绍。

　　这种完善的全科医生制度，让居民的基础医疗成为一种良性循环。人们在对待那些常见病和多发病时（比如感冒、发烧、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会主动选择全科医生，而不是大规模地涌向医院。

　　“形成这种就医模式，一方面因为大型医院的医疗费用要高昂很多，另一方面，国家也不提倡大家去大型医院就医。只有那些有特殊需求（如复杂病症）的患者，才会被转诊到相应的大型医院，这就是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所以，政府才能够实现用20%的医疗经费保障80%的病人在社区医院（或家庭）就医的结果。”赵平说。

　　众所周知，不管国内还是国外，在社区医院就医的医疗费用，较之大型的专科医院（国内一般是大型综合类医院），要廉价很多。而患者是否愿意选择全科医生，一方面取决于全科医生的医术，另一方面取决于国家的医疗政策。

　　赵平认为，要培养合格的全科医生，在培养制度应该一视同仁的基础上，还要保证他们的医疗实践机会。“毕竟，医疗是一门实践性科学。如果基层医院和大城市医院医疗水平相差甚远，只能造成基层医院的萎缩以及大医院的被迫扩张，大家的医疗费用就会越来越贵，患者的就医体验也会越来越差。”

　　基础不等于初级

　　实际上，全科医生应该成为居民医疗保障的主体，并实现与专科医生的相互补充，已经成为世界上多个国家的共识。因此，如何更好地保障这个队伍的稳定性，从而保障一个国家的基础医疗，是各国都在努力探索的问题。

　　“全科医生是群众基础医疗的守门人。要建设成熟的全科医生制度，不能依靠经济手段。换句话说，在市场作用的主导下，全科医生制度很难建设起来。”黄洁夫常委对我国全科医生制度建设提出忠告。

　　他认为，要建设并保障成熟的全科医生制度，需要政府和市场做好统筹协调。就如同，一个国家医疗保险制度的设计和建设，需要将政府保险和商业保险都统筹起来一样，要根据不同的人群和需求加以区分，并相互补充。

　　黄洁夫常委还特别分析了全科医生的工作范畴，他认为很多人将其错误地理解和翻译了。“其实，全科医生负责的是基础医疗，而不是初级医疗———初级代表水平低下，而基础代表常见和多发。另外，那种‘社区看小病，综合医院看大病’的口号，当然也是错误的。这就将社区医院和综合医院，以低端和高端的层次区分开来，也是将全科医生的工作范畴错误理解的表现。”

　　“可以说，全科医生制度是中国医改破局的‘金钥匙’。因此，医改不应当演变成对医生和医院（尤其是大医院）的改革，而应该是对全民卫生健康制度的改革。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建议由卫计委联合发改委、人社部等多部门沟通协调，出台保障全民健康的制度，然后由制度来推动并保障医生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施展自己的医术，保障全民健康。”丁洁委员最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