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指绘鲁迅头像

　　于1936年10月病逝的“民族魂”鲁迅，虽然未能经历为期八年的全面抗战，但他在抗战初期发表了一系列抗战言论，表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加于中国民众反日反帝斗争的任何压迫，反对中国政府的对日妥协”。直到临终之际，他依然庄严宣布无条件地加入抗日统一战线，“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作为一名心灵深邃、目光透辟的作家，鲁迅在民族生死关头发出了别有新意与深意的声音。

图为鲁迅为萧红小说《生死场》所作序言

　　一

    1935年11月14日深夜，鲁迅在荧荧的灯光下，读完了《生死场》的校样，随即写下了《萧红作〈生死场〉序》——这篇序文很短，满打满算不足千言。然而，在我看来，它却是鲁迅著作中意义丰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之所以这样说，不仅因为该序言紧紧抓住日寇侵占我国东北这一重要历史情境，透过作品“力透纸背”的叙事与写景，充分肯定了其描绘的“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这一严峻主题，以及作家作为女性特有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璀璨天幕上，凸显了《生死场》所承载的具有开创性的精神主题和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在这篇序言里，鲁迅由萧红笔下已经沦陷的生死惨烈的北方乡野，联想到自己四年前亲历的“一·二八”抗战时的“闸北的火线”，和近日里因“谣言蜂起”重又“抱头鼠窜”的闸北居民；同时又由“像死一般寂静”的周围，推及“当不是这情形”的英法租界，以及遥远的哈尔滨。其绵长跃动的思绪，显然已进入一个更大的“生死场”——中华民族因外敌入侵所面临的空前的危急时刻与危难境地。斯时的鲁迅，有忧患，有愤懑，但更多的还是“我们还决不是奴才”的沉思，是留给人们“以坚强和挣扎的气力”的热望……在这一意义上，一篇《萧红作〈生死场〉序》，不单是鲁迅对萧红的扶持和奖掖，同时也是他自己直面民族生死存亡的别一种呐喊，是他“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家国情怀的又一次敞开，是鲁迅之所以是鲁迅的强有力的精神自证。

    需要稍加枝蔓的是，近年来，有海外女学者认为：鲁迅是戴着民族兴亡的眼镜解读《生死场》的，因此造成了他的阅读盲点，他“根本未曾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生死场》表现的也许还是女性的身体经验，特别是与农村妇女生活密切相关的两种体验—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这样的观点或许可以自圆其说乃至聊备一说，只是论者显然忽略了关键的一点：鲁迅倘若按照她的思路解读《生死场》，那么，《生死场》将不再是呼唤“坚强和挣扎”的《生死场》，鲁迅也将不再是作为民族魂的鲁迅。

图为鲁迅杂文《“友邦惊诧”论》

　　二

    在中国现代史上，鲁迅与日本的关系可谓既密切又复杂。之所以说密切，是因为鲁迅在不满21岁时，就怀着“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想法，东渡日本留学，在那里留下了7年多最为美好的青春韶光。在此期间，鲁迅仙台学医，东京习文，通过刻苦研读、潜心考察和耳闻目睹，不仅熟悉了日本的风物地理、世情民俗，而且从较深的层面了解了日本民族的精神气质、文化性格，以及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毋庸讳言，在走近日本这一“榜样”时，鲁迅是有发现、有省悟、有收获的。譬如，他后来曾多次以赞赏的口吻，谈到过日本民族的“认真”精神和“勤劳”品德，认为“这一点是无论如何非学不可的”（儿岛亨《未被了解的鲁迅》）。对于日本民族在强国道路上表现出的诸种优长，如破因袭、少禁忌、转益多师、择善而从等，鲁迅更是给予了充分肯定，觉得这是该民族能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鲁迅在终其一生的社会批判与精神搏战中，始终将日本文化当作重要资源，用之于传播和借鉴。据学者陈漱渝的不完全统计：鲁迅作品涉及外国作家370多名，其中日本作家有90名，约占总数的1/4；鲁迅翻译的外国作品有150多种，其中日本作品有65种，超过总数的40%。由此可见，鲁迅与日本文化的关系，委实非同一般。

    然而，对于日本，鲁迅的态度又绝非只有赞赏和肯定，而是同时包含了多方面的认知与褒贬，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状况——作为亲历了甲午惨败且接触了启蒙新知的青年国人，鲁迅对日本帝国主义日甚一日的侵华行径，自然怀有无法排解的悲愤和忧虑。这使他的东瀛求学原本就有一种夹杂缠绕的爱恨情仇深藏在心底。而在留日期间，鲁迅更是备尝了身为弱国子民几乎无法躲避的屈辱与歧视——大街上时常听到无端的訾骂；报章里总是出现轻蔑的议论；他的学习成绩仅仅是中等，就被视中国人为“低能儿”的学生会干事所怀疑，以致前来硬性检查讲义；而在课堂上，他更是不得不面对表现日俄战争中国人被砍头示众的幻灯片，以及由此引发的一次次的“万岁”嚣叫。所有这些，都严重地压迫和伤害了鲁迅作为中国人的心灵自尊，进而“于无声处听惊雷”，催生了他深切的国家情怀与强烈的抗争意识。

    正因为如此，1931年秋，当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铁蹄再次踏上中国大地时，鲁迅立即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由此开始了旗帜鲜明的抗战言说。“九一八”事变后，鲁迅连续发表《答文艺新闻社问》《“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等文，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罪恶阴谋，同时指出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在客观上起到的混淆视听的作用，其中尝试着运用阶级观点和国际视野，断言日本兵“东征”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西征”（指红色苏俄——引者）的“第一步”云云，在今天看来，或许不无简单、生硬和片面之嫌，但放到当年那个由“中东路事件”引发的复杂而混乱的语境里，却分明具有提示国人认清真正的和最危险的敌人的重要作用。稍后，报端有消息称，政府外长与日外长私交甚好，东北问题可以借此得到较好的解决。然而同日的“要电”却是：“锦州三日失守，连山绥中续告陷落。”于是，鲁迅感叹道：“‘友谊’和‘私人感情’，好象也如‘国联’以及‘公理’‘正义’之类一样的无效，‘暴日’似乎不象中国，专讲这些的。”（《“非所计也”》）真可谓刺刀见红，一矢中的。接下来，“一·二八”抗战爆发，“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的险境，更砥砺了鲁迅的危机意识。他联名茅盾、胡愈之、郁达夫等4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表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加于中国民众反日反帝斗争的任何压迫，反对中国政府的对日妥协”，呼吁“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世界革命战争”。此后，这种抗战情结一直伴随着鲁迅的生命旅程：他呼吁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生命安全；他推荐萧军的抗战小说《八月的乡村》，认为它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直到临终之际，他依然庄严宣布：“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