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改焦点应该是经营权

　　新京报：目前，国有企业对于改革，持什么态度？

　　李锦：整体上看是充满期待，一边尝试，一边等待。

　　有两类情况对于改革迫不及待，一类是亏损的企业，希望通过改革打开新路子，不排除当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一类是地方政府，债务负担重，房地产已经无法支撑地方财政，对于企业改革充满期待。而业绩、待遇比较好的企业，自身改革的动力就没有那么强了。

　　新京报：去年夏天，国资委公布了第一批试点央企和四项试点内容。试点与顶层设计是什么关系？

　　李锦：试点都在做，但还没有公布。试点与顶层方案应该是相辅相成，要起表率与引路作用。顶层设计是设计图，要转化为施工图，需要一个过程，下一步“设计图”出来了，关键在于落实，画好施工图，是2015年下半年直到2016年的事情。

　　新京报：第二批改革试点央企会有哪些？会试点哪些内容？

　　李锦：现在都是猜测。第二批应该是在顶层设计之后，一是扩大试点范围，二是扩大试点内容。其实地方国企改革试点，要更快些。

　　新京报：新一轮国企改革始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当时提出了混合所有制、企业化向资本化转变等重点。此次的顶层设计中，在坚持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的同时，是否有所更新？

　　李锦：这次顶层设计方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应该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三中全会到现在21个月，好多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改革中遇到的一些新问题，譬如混合所有制的地位问题，完善产权制度与防治国有资产流失关系问题，国企反腐败与公司治理问题，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导致外部开放促内部改革的发展思路问题，都积累了新的认识，需要重新审视。

　　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三中全会之后半年间，出现一个刮风的状态，制定目标，确定比例，少的占70%，多的占85%，几乎所有公布国企改革意见的省份，都提出混合所有制的目标。混改是手段，不是目标，如果将手段定为目标，就是弄错了。

　　对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即“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国企改革目的论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在实践上有辨别是非、拨乱反正的作用。

　　所以，对于混改，要重新审视。混合所有制改革从2013年的“积极推动”已经变成今年的“有序实施”。

　　我一直呼吁，混改是手段不是目的，焦点应该是经营权，是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是所有权。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才是改革的本来意义。我觉得，混合所有制改革应该称为混合经济改革，加上“所有制”三个字就复杂化了，重心被转移了。

　　新京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是否控股权在国家手里，经营权给市场？

　　李锦：改革重心不应该在国有企业收哪一块、放哪一块问题。焦点是经营权的市场化。衡量它的结果，是国有和民营两个优势的结合，通过集成创新，形成最高效益。千万不要把焦点放在所有权方面。我认为讨论了一年，都没有对准焦点。

　　我要强调的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头戏”，起码现在不是。

　　新京报：最近外媒报道，建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的方案批准了，有的解读是建立中国版淡马锡。中国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应该是什么样的？

　　李锦：淡马锡的经验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开。我们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核心问题是政企分开，焦点是经营权的放开，目的是增强国企活力、竞争力与影响力。淡马锡的经验在这些方面对我们是有启发的。但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我们不能照搬淡马锡的做法。

　　我始终强调国企改革的政企分开，需要切两刀，一刀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建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完成政企分离；第二刀是出资人代表和职业经理人之间，使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在切开的同时，考虑结合的问题，其中包括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出资人监督，防止国资流失，监管考核等。一个是分开，一个是结合，两者不可偏废；从操作上看，先分开，再结合。就是先切两刀，再搞两结合。

　　政府的事情是管资本，制定规则、投资预算、派干部(董事监事)、监管、考核，保值增值，现在很多人担心切开后，就变成了三层框架，形成裁判员(政府)，教练员(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动员(央企)的关系。但肯定不是一切了之，政府怎么调控，当市场失灵时，政府怎样发挥作用，这是改革需要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