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灭火工具

　　火灾受灾户的典型

　　苏东坡眼中的“千里驹”，一辈子被火灾撵着跑

　　南宋杭州郊区定居着一个名叫袁褧的读书人，此人跟苏东坡颇有渊源——苏东坡当礼部尚书的时候，袁褧的祖父是礼部郎中，刚好是苏东坡的下级。袁褧满月那天，老苏去袁家贺喜，摸着袁褧的小脑袋对其祖父说：“此儿乃君家千里驹也！”这小子虎头虎脑，一脸福相，长大了一准为你们袁家增光添彩！

　　可惜的是，袁褧没赶上好时代。他刚到中年，还没等做官呢，金兵就攻破了开封城，北宋灭亡了，中原沦陷了，神州大地狼烟四起，大宋官民纷纷逃难。袁褧自然也不愿做亡国奴，先是逃到豫东商丘，接着逃到豫南汝州，继而又在金兵的追赶下渡过长江，跟着宋高宗的銮驾千里逃亡，先后在南京、镇江、扬州、杭州等地安家落户。

　　无论在哪个地方，袁褧都住不安稳。第一，金兵不时前来劫掠；第二，几乎他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闹火灾。

　　公元1130年，袁褧在南京，南京“火药局”不慎爆炸，引发了一场火灾。火药局是南宋朝廷生产炮弹对付金兵的兵工厂，平日囤放着大量的硝石、硫磺和木炭，全是易燃物品。七月初六那天早上，一个“作手”（技术员）装填火药时用力过猛，溅出了火花，刹那间炮声震天，地动山摇，火药局里的工人全部被炸死，方圆三里以内的民宅不是被震塌，就是被烧毁。当时袁褧正在火药局西侧不远处的一个小杂院里租房，因为出门走亲戚，侥幸躲过一劫。

　　公元1131年，袁褧在扬州，扬州北门外发生了一起火灾。这起火灾倒不是爆炸引起的，而是金兵造的孽：一小股金兵进袭扬州，被宋军杀得七零八落，金兵不服，退走时顺手放了一把火，烧毁民宅七十余家。

　　公元1132年，袁褧到杭州定居，见识了一场更大的火灾：这年农历五月，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烧毁了杭州城内一万三千多家民宅。袁褧大难不死，带着母亲和老婆逃到了西湖岸边的渔船上，但是他刚刚购买的房子却烧成了白地。这场火灾之后，袁褧心有余悸，不敢再定居城中，携家带口去杭州远郊开荒种地，当起了农民。

　　公元1137年初春（如果按农历计算，则为1136年腊月），杭州再次大火，烧毁房屋一万两千多家。此时袁褧已经在远郊某山村定居，大火延烧不到，但是他看到了城市上空的漫天红光。

　　公元1208年，经历多次火灾而大难不死的袁褧突然病死于家中，其儿子袁颐记录了那年农历三月杭州城发生的又一场特大火灾：大火延烧四天四夜，皇宫以北的街区全被烧毁，大半个杭州夷为平地，至少六万所房屋变成灰土，连临安知府都找不到办公的地方，只好去西湖里的民船上指挥救灾。

　　两宋三百年，年年闹火灾

　　皇帝亲自过问的大型火灾平均每年一次

　　以上火灾统统出自袁褧父子的私人记录，虽然切实可靠，但是还不足以刻画宋朝火灾的全貌。在宋朝官方的档案中，大型火灾俯拾皆是，比袁褧父子所记事件要多出几十倍。

　　翻翻《宋史·五行志》就知道，两宋三百余年，有记载的大型火灾共有两百多次，如果再加上《宋会要辑稿》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史书里的记载，平均每年至少会有一场大型火灾出现，其中北宋都城开封发生大型火灾四十四次，南宋都城杭州发生火灾七十三次。这里所说的“大型火灾”是指烧毁房屋太多，皇帝在火灾过后不得不亲自下令采取救济措施，不包括那些在朝廷档案中没有提及的火灾。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有些火灾已经烧到了皇帝头上。例如宋太宗雍熙二年“楚王宫大火”（《宋会要辑稿·方域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右掖门外民家遗火，延于内庭”（《宋会要辑稿·职官志》）。宋仁宗天圣七年“玉清昭应宫火”，烧毁宫殿“二千六百一十楹”（《宋史·五行志》）。到了绍圣元年，宋哲宗的姑妈荆国大长公主的府邸又被“烧毁七十余间”。宋宁宗嘉泰七年“居民遗火延烧内廷六百余间”。开禧元年“崇王元赐第以居民遗火，延烧不存”（以上均见于《宋会要辑稿》）。

　　火灾面前人人平等

　　辛弃疾和文天祥的住宅都曾失火

　　如果说命运面前人人平等，那么火灾面前更是人人平等：下起黎民百姓，上至皇亲国戚，中至文武大员，都有可能跟火灾打一番交道。例如我们所熟知的两位大名人辛弃疾和文天祥，其住宅都曾被大火烧毁过。

　　公元1180年，辛弃疾去江西上饶定居。当时上饶是交通要道，“密迩畿辅，东舟西车，蜂午错出，势处便近，士大夫乐寄焉。”（洪迈《稼轩记》，下面列举的数据也出自该文献）很多朝廷大员都在上饶城里买了房。由于城中住宅过于稠密，辛弃疾担心会发生火灾，特意在上饶城北的带湖之畔买地建房。他买的地皮南北长达一百二十丈，东西宽有八十三丈，总面积将近一百六十亩，盖了整整一百间房，此外亭台楼榭无一不备，抄手游廊绵延数里，仍然有八十亩土地空闲着，被他挖成鱼池，辟成菜园，开成稻田。

　　公元1182年，辛弃疾的豪宅全部竣工，他的好朋友、大哲学家朱熹前去参观，“以为耳目所未曾睹”（《龙川文集》卷21），从来没见过如此奢华如此漂亮的大别墅。辛弃疾带着老婆孩子和七个小妾在此安居，小日子过得非常滋润，他以为永远也不会发生火灾——前有大湖、后有土山，又远离闹市，失火的可能性确实极小。

　　可是辛弃疾的幸福日子只持续了十几年，公元1196年深秋，他的别墅在一场大火中烧得片瓦无存，不得不搬到江西铅山县，再次买地建房。

　　文天祥的遭遇跟辛弃疾非常相似。

　　公元1269年，文天祥以状元身份受到皇太后赏识，受命为宋度宗讲易经，讲了两年，挣了一大笔钱（宋朝对皇家教师非常看重，每上完一堂课都会有例行赏赐，而且所赏金额非常优厚，远远超过了正常薪水），遂于1271年回江西老家盖房。江西庐陵往南百里有一座文山，风景优美，泉水甘甜，于是文天祥在文山南麓半山腰里买了一块地，南北长达三十丈，东西宽达一百丈，他在这块风水宝地上盖了一座“种竹斋”、一座“见山堂”、一座“拂云亭”、一座“澄虚阁”，前挖荷塘，后引飞瀑，左面种奇花异草，右面饲养珍禽异兽，地地道道一座山中别墅。该别墅建成以后，“先生酒壶钓具无日不来，夫人步舆轻轩有时而至。”（文天祥《山中堂屋上梁文》）文天祥两口子经常来这里度假。

　　文天祥曾经很得意地说：“昔晦翁爱武夷而不能家，欧公卜颍水而非吾土。余何为哉？乃幸得之！……自此定居，永为安宅。”当年朱熹先生想在武夷山隐居，却没钱盖房；欧阳修先生晚年在安徽亳州盖了房，亳州却不是他的老家。跟这两位先贤比起来，我文天祥实在是幸运多了：第一，我有钱盖房；第二，我盖的房子位于故乡。所以我要知足，我要永远在这里定居下去。

　　能不能在此永远定居呢？肯定不能，公元1273年，文天祥的文山别墅建成刚刚一年零四个月，山下农夫烧山耕田，将其精心构筑的“见山堂”和“澄虚阁”付之一炬。文天祥沮丧之余，又花钱雇人重建住宅。

　　公元1275年，蒙古兵势如破竹攻入南宋腹地，临安告急，文天祥将重建后的别墅卖掉，用卖房的钱招兵买马，起兵勤王，率领一万人马上阵杀敌。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他的住宅又毁掉了一次，不过这次不是毁于天火，而是毁于战火，毁于国仇家恨。

　　火灾频发的原因

　　住宅密度过高+建材易燃

　　宋朝发生那么多火灾，原因各别。

　　有的是人为纵火，如宋太宗时楚王宫大火就是宋太祖的儿子被宋太宗逼疯后点燃的。

　　有的是雷电引发，宋仁宗时玉清昭应宫大火就是雷电引起的。

　　有的是因为火药爆炸，例如公元1130年袁褧在南京经历的那次火灾。

　　有的是因为粗心大意导致小火延烧成大火，如文天祥的文山别墅正是因为山民烧山才引发了火灾。

　　但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火灾，其背后都离不开两个最基本的因素：一是住宅的密集度过高，二是建材的易燃程度过强。

　　宋朝疆域狭小，人口却很多，住宅自然紧张。北宋开封城区面积五六十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一百万人；南宋杭州城区面积三四十平方公里（不含水域面积），常住人口竟然高达一百五十万人（该组数据出自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考证）！若论人口总量，这两座城市都是当时世界之最。论人口密度，这两座城市非但是当时世界之最，而且还要高于现在北欧国家的很多中心城市。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建筑技术的限制，宋朝民居多为单层平房，很难建成多层，更难建成高层与小高层，则当时建筑的稠密程度可以想见。

　　宋高宗绍兴三年农历十一月，在一场小型火灾发生过后，宋高宗痛定思痛，强行规定每个社区周边都要各留四丈空地以作“火巷”，如果一个社区发生火灾，至少可以通过宽旷的火巷来隔阻火苗，使其不至于延烧到相邻社区。但是杭州知府梁汝嘉拒不执行这一道圣旨，为啥？城区里的北方难民太多，达官贵人太多，居住需求疯狂上涨，杭州房价呈百倍速度暴涨，针尖大的地皮都恨不得盖成房子，即使朝廷强行拆除民宅、开辟火巷，隔不了仨月，火巷当中又会冒出不计其数的新房子，政府拆不胜拆，防不胜防，与其阻拦，不如顺其自然。

　　说到南宋杭州房价之高、房地产开发之火爆，《三朝北盟会编》有几例可以作证：宋高宗的御医王继先冒着被砍头的风险做了开发商，“于都城广造第宅，起盖房廊，收领赁值。”宋高宗的亲舅舅韦渊在杭州、镇江、苏州、嘉兴等四个城市同时兴建联排公寓，对外出租，平均每天可以得到两万文的租金收入。曾经与岳飞同时抗金的名将张俊、大将韩世忠在宋金议和之后也都涉足房地产开发，张俊仅在杭州就开发了几万间简易房，平均每天可以得到两百万文的租金收入。

　　这些带着“红顶子”的开发商手眼通天，神通广大，强占官街，填埋运河，岂能预留火巷与消防通道？搞得杭州住宅鳞次栉比，一家失火，家家失火，延烧起来比导火线都快。

　　与此同时，火灾出现得越是频繁，老百姓重建家园的成本也就越高，为了减少成本，杭州民宅从瓦顶变成席顶，从席顶变成草顶，易燃性越来越强，引发火灾也就越来越容易。

　　如何应对火灾

　　遇火直接拆房，“放火”被列入十恶

　　跟今日中国大陆的消防队一样，宋朝的消防队也大多属于军队编制。在北宋开封，每隔三百步（这里的“步”并非步行的步，而是量地弓的基本长度，一步为五尺，折合今天一米五）设一个“军巡铺”，兼管治安及消防，相当于派出所兼消防队。每个军巡铺发放长矛若干、弓箭若干、水桶若干、火叉若干、铁锚若干、斧锯若干、消防梯若干（参见《东京梦华录》卷3《防火》）。弓箭用于捕捉盗贼，水桶、火叉、铁锚等物自然用于防火。水桶可以灭火，火叉、铁锚、斧锯可以用来干吗呢？答案是拆房。宋朝没有消防车，没有高压水枪，大火一起，无法扑灭，只能退而求其次，将燃烧范围控制住，使已经燃烧的地带尽快烧完，尽可能不引燃相邻房屋。怎样控制燃烧范围呢？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用斧锯、火叉、铁锚拆房，使墙体倒塌下来，一是可以降低火苗的高度，二是能让倒塌的墙体压灭一部分火苗。跟今天相比，当时的消防技术还是非常落后的。

　　为了弥补技术上的不足，宋朝政府试图用严刑峻法来控制火灾发生的频率。在北宋法典《宋刑统》与南宋法典《庆元条法事类》当中，“放火”均被列入十恶。十恶是最高级别的刑事犯罪，包括谋反、篡位、儿女谋杀父母、妻子谋杀丈夫等等，像这类犯罪在古代中国通常是“遇赦不赦”，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可以减刑。

　　宋高宗绍兴元年，绍兴大火，延烧民房近千间，死者约七百人，事后朝廷调查罪魁祸首，竟然找不到始作俑者。宋高宗大怒，命令从绍兴试行防火保甲法：每相邻十家为一保，每相邻十保为一团，以后无论哪一保、哪一团发生火灾，都要交出引火之人，如果交不出，同保、同团之人一起承担责任。

　　此法属于中国历史上既臭名昭著又源远流长的连坐法，无论在法理还是在情理上都说不通，野蛮之极，可是也确实能收到一定成效：百姓之间互相监督、风险共担，朝廷监管起来就容易多了，虽然不能杜绝火灾，至少能降低火灾发生的频率。（李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