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的公布引起巨大关注。评委之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评奖情况以及获奖作品、长篇小说发展进行了阐释和评价。

　　谈评奖：越往后越困难

　　今年5月，第九届茅盾文学奖252部参评作品名单公布后，评委们开始了作品阅读工作。从7月29日到8月16日，评委们集中起来进行投票，依次从252部中选出80部，再从80部到40部，接着40进30，30进20，20进10，最终在8月16日进行第六轮投票后，产生了5部获奖作品。对于这样的流程，陈晓明认为是非常严谨的。“评委都是文学领域的专家，长期关注长篇小说发展，所以4年来很多作品都看过，有些甚至是重新阅读。对于过去没有看过的作品，现在要补看，有些不错的会仔细阅读，而有些作品的确离茅奖标准有很大差距，则主要是浏览了。”陈晓明认为，评委熟悉这个领域，对作品有自己的基本判断，因此并不存在评委短时间内阅读200多部作品只能囫囵吞枣这样的问题，而多轮评选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评选的严格公平。

　　那么茅盾文学奖评委对作品的阅读有什么特殊之处？作为文学评论家，在本届的参评作品中，有二三十部是陈晓明写过文学评论的，对这些作品非常熟悉。对此，陈晓明指出，从写评论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分析作品、阐释特点，而作为评委阅读这些作品，则必须从评选标准来考究，要达到艺术性与思想性高度的统一。比如王蒙先生的《这边风景》，要强调它的意义，它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做了最为真实详尽的描写，并且对多民族生活的表现是独一无二的。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很少有作品能写出这么多少数民族一起生活的场景，写出了真切的风土人情、生活方式，可以看出他确实热爱那片土地。

　　除5部获奖作品外，本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有一大批名家名作，如贾平凹的《古炉》、《老生》，王安忆的《天香》，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妈阁是座城》等等。“一批作家作品旗鼓相当、各有千秋，给本届茅奖评选带来很大困难，也使评委压力倍增。”陈晓明坦言，有很多没有获奖的作品确实也非常好，尤其是进入前30、前20、前10的作品，而茅盾文学奖4年评选一次，资源紧缺，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做出取舍，需要深入细致的比较、考量、评品、斟酌，最后才能做出困难的选择和决断。而在评选过程中，越往后越困难。

　　此届茅盾文学奖仍然采用实名制方式，最后一轮评委投票结果用表格方式清晰呈现出来，可以看出，5部获奖作品得票相对集中，优势明显。如《江南三部曲》、《这边风景》、《生命册》、《繁花》4部作品得票量在50以上，《黄雀记》获得40票，而落选作品基本在10票上下。针对这种情况，陈晓明告诉记者，进入淘汰阶段后，每一次投票前都会分组讨论，每个评委可就自己所关注欣赏的作品谈看法，并可就作品展开讨论，这种方式比较有效率、有建设性。通常来说，优秀作品的得票会越来越集中，每一个评委个体兴趣不同，通过对话讨论，可以保证优秀作品不被遗漏。经过多轮讨论评选后，大家的共识也会逐步增强。

　　谈长篇小说：把故事讲得有声有色

　　作为四年一次的文学盛会，茅盾文学奖是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全面检阅，评奖结果也代表了这一阶段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陈晓明看来，长篇小说创作题材丰富多样，但可以看到作家对生活表现的个性化意识越来越鲜明。“过去我们的长篇小说习惯于历史叙事，在普遍历史的规约下来写作；而现在，小说意识得到不断强化，通过文本的变化表现主题，长篇小说的叙述艺术、艺术性有相当的提升。”他进一步解释，“提升”指的是找到独特的个人叙述方式：比如，《繁花》复活了古旧上海的文脉，在传统文体、方言等之中来表现生活；《陆犯焉识》也是结构非常紧凑的作品，整体感很强，小说内在逻辑有张力；林白的《北去来辞》把个人私生活写成了历史，在海红的家长里短中，勾连出革命的记忆，这种笔法很厉害；而苏童则有着很好的小说意识，他把艺术形式与小说的寓言哲理建立起一种投射关系。《黄雀记》中的绳子，捆绑了祖父，也捆绑了仙女，还有很多人，从中可以看到人与人的关系，爱与恨都是用捆绑的方式。这根绳索一直起作用，连接着逻辑关系。苏童注意结构的呼应和对称，这种小说艺术形式很漂亮。

　　艺术性对长篇小说创作有什么意义？陈晓明强调，长期以来，中国长篇小说在叙述结构上偏于薄弱，很多作品习惯于平铺直叙，以时间线性展开，没有隐喻，没有呼应关联，缺乏暗含的冲突张力。结构问题是小说艺术的基本要求，即使是两三个人物，在紧凑的结构下，也能把故事讲得有声有色。总体来说，中国小说对艺术形式的追求还是不够强烈，小说艺术趋于简单。在小说艺术上，如何汲取世界文学最优秀的经验，与汉语文学的千年传统、百年传承有力而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创建中国文学新的高度，这依然是一个急待探索的文学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