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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七旬老村医的身份之惑

2015年09月14日 10:11 | 作者:高皓亮 胡浩 董小红 |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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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题:我是谁?——七旬老村医的身份之惑

  新华社记者高皓亮、胡浩、董小红

  “我到底是农民还是医生?”

  71岁的村医路政文至今还在村卫生室坚守着。

  这个初中毕业后就到村里当卫生员的老人,已经超期服役了6年。

  “一旦退休,就只能和普通农民一样每月领六七十块钱的养老补助。”在四川省平武县平通镇牛飞村卫生室,路政文正在给两名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老人量血压。或许是长期从医的缘故,老村医身体硬朗。和45年前穿着粗布衣裳行医不同,他如今更喜欢穿着白大褂给村民看病,衣服洗得干干净净,高大的身材把白大褂撑得有棱有角。

  上世纪70年代,初中毕业的路政文成了村里的“最高学历”,在县卫校接受短期培训后,他成为了一名“赤脚医生”。当时,正处“赤脚医生”的鼎盛时期,能够背起药箱行走乡间,几乎和参军当兵一样光荣。“那个年代,只有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才能当‘赤脚医生’。”1970年的国庆节,挎着医药包的“赤脚医生”方队走过天安门接受了国家领导人检阅。

  “地位不比村干部低,靠行医挣工分,每月还有几元钱的补助。”说起最风光的那段经历,老人眉梢带笑。

  和亿万农民一样,“赤脚医生”的命运也和国家的土地政策密切相联。1984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路政文的身份真正回到了“半农半医”。“一边从医,一边下地干活,一大家人要指着地里的产出过日子呢。”离开了村卫生室,路政文在家开办了诊所,那时还可以靠卖药挣钱,每年诊所的收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5年后,大儿子路安亮从部队退伍回乡,路政文劝儿子接班当村医,谁料儿子嫌村医执业风险大,去了镇上的畜牧兽医站当了兽医。当时这对路政文是个不小的打击。然而,也正是儿子这次有违父命的选择,让他日后倍感庆幸。2005年,《国务院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颁布实施。2009年,路安亮通过考试被纳入事业单位编制,有了和当村医的父亲不一样的“身份”,如今每月能领到2500元的工资。

  2012年,关闭了自家的诊所,路政文再次回到村卫生室工作。和当年一样,村卫生室不再靠卖药看病挣钱,主要为村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一般诊疗,路政文的工作重心也变成了为村民进行健康管理,从治疗为主转向防治结合。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政府补助,一年有两万多元。

  然而,路政文到此时依然是一个普通农民,那种和一般村民不一样的“身份”诉求愿望仍未实现。此时,一个“身份”的认定,对于68岁的路政文来说,除了心理慰藉,也意味着退出后生活能够有保障,不给子女添麻烦。“干了一辈子村医,再怎么也算是技术人员,临了也就是想有一个更好的养老保障。”

  儿子没有从事乡村医生让路政文五味杂陈,外孙何小聪如今却准备接过外祖父的小药箱。18岁的何小聪现在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针灸学院村医班就读。为破解村医队伍当前面临的断代问题,平武县按照本地优先的原则,选送50名当地初、高中毕业生到村医班学习,在校期间所有费用由政府买单,条件是毕业后要在当地村卫生室至少服务8年。

  在牛飞村卫生室的院子里,何小聪手上拿着一本路政文推荐的《易经》。他不用考虑外祖父一直担心的身份问题。在村医班学满3年毕业后,何小聪将回到牛飞村卫生室工作,但那时他是作为乡镇卫生院聘用的工作人员在村卫生室执业,由乡镇卫生院发放工资,购买五险一金。“农村人和城里人都统称城乡居民了,再在乎身份还有什么意义呢。”何小聪说。(完)

 

编辑:王沥慷

关键词:村医 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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