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玖平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是贯彻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顶层设计，为新时期深化国企改革确立了行动纲领。《指导意见》系统回答了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分类改革、企业制度、国资管理、强化监督等方面，提出国企改革的目标和方略。我认为，此轮改革的关键任务是实施分类改革、完善企业制度以及推进混合经济。

　　实施分类发展明确国企改革新定位

　　过去国企管理没有明确分类，“一刀切”方式比较严重，导致出现了很多矛盾。《指导意见》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是国企改革的重大突破，推动国有企业同市场经济深度融合，促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有利于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定责的针对性和考核的科学性。基于类别划分，《指导意见》还对资本监管、绩效考核、薪酬改革等重点问题，作出了分类规范，为推进两类国企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

　　分类改革，要选准方法，才能发挥最大效力。《指导意见》提出，商业类国企改革，原则上都要实行股权多元化改革。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经营业绩、保值增值和市场竞争力，是重点考核指标。商业类改革采用的是活力型方法，具有多目标、开放性特征，强调自下而上，基层释放活力推广；公益类国企改革，一般采取国有独资形式，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非国企才可参与经营。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其主要目标。公益类改革应用的是效率型方法，具有单目标、集中式特性，需要自上而下，高层主导发力推动。这样区别对待，分类改革，契合各类特点，发挥各自优势，能充分激发商业类国企创新活力、提高公益类国企服务效率，从整体上创造最大经济社会效益，推动国有企业更好地担负起国计民生的重任。

　　完善企业制度降低改革成本

　　改革，必有成本。制度成本是其中极为重要、却常被忽视的一类。制度好，成本低，改革成效大；制度设计或执行得不好，改革付出的成本就很大。由于企业制度不够健全，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等顽症难除，一些国企仍存在利益输送、内部人控制、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为降低制度成本，《指导意见》在“指导思想”中专门提出，要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指导意见》系统地提出了法人治理结构、职业经理人制度、薪酬分配制度、内部用人制度等改革，能有效降低由决策失误、选人失察、分配不公、用人不当等导致的成本付出。一是健全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充分发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党组织各自作用，切实解决董事会形同虚设、“一把手”独断的问题。二是董事会按市场化方式选聘职业经理人，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补齐法人治理结构的关键短板。三是推进全员绩效考核，对行政任命的领导人员和市场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实行相应的薪酬分配，形成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分配机制，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四是健全各类管理人员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等制度，形成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的合理流动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指导意见》还立体化筑牢“四道防线”：强化内部监督、健全外部监督、加强社会监督、严格责任追究，为制度执行保驾护航。

　　推进混合经济开辟国企发展新途径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坚持公有制主体的条件下，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类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经济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引擎。《指导意见》鼓励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股权置换等多种方式，促进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改革，支持国有资本入股非国有企业，稳妥推动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把多种资本“混”到一起、多个企业“合”为一体，而是推动各类企业互助共赢、各类资本协同发展。但是，如何混？怎么合？一直被热议，始终无定论。

　　2014年以来，20多个省市出台国企改革方案，大都设定了混改目标值和时间表，但原则性强，难以落实。有人担心，实操问题不解决、配套措施不完善，国企与民企的混合将遭遇一系列暗礁。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必须改变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的局面，破除国有垄断、消除民营歧视，让民营资本参与决策、行使权益。《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对于适宜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坚持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搞拉郞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成熟一个推进一个。“三不”要求，向外界释放出强烈信号：不能“为混而混”，不可盲求数量，要稳步进行、有序实施，既防国有资产流失，又促民营资本增值，实现国民共进。

　　总而言之，《指导意见》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历史上新的里程碑。《指导意见》发布，新一轮国企改革将全面启动。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国企改革如何从“规划图”，落实为“施工图”，从“行动纲领”落地为“实施方案”，将是破解体制困局、收获最终成功的关键环节。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校长助理兼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