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台北１０月２２日电（记者陈键兴、孟昭丽）如今在台湾一般的书店，要找到他们的作品并不容易，连他们的名字也已不为普通大众所熟知。然而，回顾台湾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以他们为代表的台湾优秀作家闪耀的民族精神之光，应当被重温，被纪念。

　　记者在新竹清华大学荣誉教授吕正惠等学者的“带领”下，“找”到了那长达半世纪的时代暗夜里，台湾最亮的文学“星光”。

　　赖和：“台湾的鲁迅”

　　赖和，台湾彰化人，１８９４年出生，隔年台湾被清廷割让日本。

　　台北医学校毕业后，赖和就职于嘉义医院，因无法容忍日本医生和台湾医生间的不平等待遇，回到故乡开设“赖和医院”。１９１８年，赖和前往厦门，供职于鼓浪屿上的博爱医院。在大陆期间，他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五四运动”爆发后返台，参与领导台湾文学改造。

　　１９２５年，赖和发表白话文处女作《无题》，被誉为“台湾新文学运动头一篇可纪念的散文”。１９２６年，他在《台湾民报》上发表台湾最早用白话文写作的小说《斗闹热》，从此进入创作旺盛期。

　　发轫于１９２０年代的台湾新文学运动，是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文化斗争和思想启蒙运动，而赖和正是这一运动的先觉者与主导者，加上他的医师身份，因而被誉为“台湾的鲁迅”。

　　赖和留下的宝贵文学财富，体裁涉及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诸多方面，许多作品反映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

　　“赖和是日据时代台湾第一代新文学作家，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批判和反抗是贯穿他所有文学的基本精神。尤以小说为主，他用朴实的文笔控诉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民众的种种歧视、剥削与压迫，希望唤起被殖民者的觉醒与反抗。”吕正惠说。

　　吕正惠认为，赖和１９３２年发表的小说《丰作》“是掌握时代脉搏、深刻揭示社会矛盾的好作品，在所有日据时代的小说中是难得一见的”。小说讲述了农民在甘蔗收成好时却蒙受重大损失的故事，反映了日本制糖会社对台湾农民的经济压榨及其本质——“《丰作》揭示了殖民者的剥削是结构性的，即任何被统治的台湾人都逃不了被压迫的命运”。

　　赖和是为民代言的作家，始终关切底层台湾人民的疾苦，作品直逼惨淡的现实。除小说之外，他留下的诗句同样投射出正义的光芒。其创作于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最长的一首诗《南国哀歌》，为纪念雾社抗日起义所写，揭发、谴责殖民者以先进武器屠杀少数民族同胞。

　　“兄弟们来！／来！舍此一身和他一拼！／我们处在这样环境，／只是偷生有什么路用／眼前的幸福虽享不到，／也须为着子孙斗争”，行行充满力量的诗句如今读来，仍让人心潮澎湃。

　　由于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赖和曾两次被捕入狱。１９４１年１２月，他二度入狱，次年１月病重出狱，一年后逝世，年不过五十。他一生只用中文写作，始终保持坚定的中华民族意识。

　　赖和未能看到台湾光复，但他以诗人的眼睛，在珍珠港事件前夕，就已看到了——“日渐西斜色渐昏，炎威赫赫竟何在？人间苦热无多久，回首东方月一痕”。

　　杨逵：把牢坐穿的“文学硬汉”

　　杨逵，１９０６年生于台南，１９２４年赴日留学，１９２７年返台参加组织农民运动，曾任“台湾农民组合”中央委员、“台湾文化协会”中央委员。他１９３５年创办的《台湾新文学》月刊由于登载许多抗日文学作品，于１９３７年遭日本殖民当局查禁。杨逵数次被捕，在日据时期共坐牢八年之久。

　　１９１５年，台湾发生西来庵武装抗日事件，被捕台胞多达１９５７人，其中８００余人被判处死刑。年幼的杨逵亲睹日军镇压起义的炮车从家门口经过，心灵被强烈震撼。较大后，他读到日本人所写的《台湾匪志》，其中包括对这一事件的歪曲记载，杨逵的内心受到了极大冲击。

　　后来他说：“我决心走上文学道路，就是想以小说的形式来纠正被编造的‘历史’，历来的抗日事件自然对于我的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于描写台湾人民的辛酸血泪生活，而对殖民残酷统治型态抗议，自然就成了我所最关心的主题。”

　　“他是一位坚强不屈的抗日作家。”吕正惠这样评价杨逵先生。而有关研究还指出：“杨逵的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爱民、爱国意识，对台湾的抗日运动有着极深的影响。最后一次出狱后，他经营‘首阳农场’，‘首阳’二字取自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之意，以示绝不向入侵的统治者屈服的精神，爱国情操令人感叹。”

　　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４年，杨逵创作了第一部小说《送报伕》。“以简洁而有力的情节，表现了台湾中下层农民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走投无路的情景。”吕正惠说，小说主角出身自耕农家庭，家境原本还算稳定，但因为受到日本制糖会社压榨，土地被强迫低价征收，父亲被打伤病死，主角远赴日本寻找出路，在东京当送报伕时又被老板欺骗、剥削。在日本无产阶级友人的协助和启蒙之下，他终于意识到被压迫者应当团结在一起，于是决定返回台湾，与家乡受苦受难的民众共同奋斗。

　　吕正惠说，杨逵在日期间受到左翼思想影响，这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其另一部代表作《模范村》，将日本帝国主义与台湾本地的封建势力联手压迫农民指明出来，作品的政治认识比《送报伕》更加深刻。

　　“杨逵具有鲜明的政治理念和敏锐的现实感受，他的创作总是希望掌握时代与社会的大关键，一针见血地指点出来。”吕正惠说。

　　杨逵１９５０年代创作的《牛犁分家》，其中一段以１９４３年的台湾为背景。剧中，主角林耕南对孩子说：“日本战败的话，台湾便可以光复，回到祖国的怀抱，不就可以把日本人通通赶回去了吗？不再被日本人管，也就是不要再被他们欺负，不要再受他们的气了。……要是每个青年人都懂得做人的道理，国家民族便会富强起来，国土一定不会沦陷。”

　　吕赫若：悲天悯人的“台湾第一才子”

　　吕赫若，１９１４年生于台中一个大户人家，从小成绩优异，１９３４年毕业于台中师范，次年即以《牛车》成为台湾文学界瞩目的新星，亦引起大陆文坛关注。吕赫若还曾赴日本学习声乐，在文艺界兼具音乐家和作家的双重身份，被誉为“台湾第一才子”。

　　“《牛车》表现了作者对当时台湾农村经济的深刻理解，吕赫若当时只有２２岁，的确让人惊讶于他的‘天才’。”吕正惠说。

　　吕正惠认为，吕赫若的早期小说（１９３５－１９３７年）继承了１９２０年代开始的台湾新文学的启蒙思想和左翼潮流。在《牛车》和《暴风雨的故事》里，他描写了台湾农民在殖民者和地主阶级双重压迫下的悲惨命运；在《前途手记》《女人的命运》中，他以新思想为基础，剖析了女性在旧社会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的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批判和抗议精神。

　　吕正惠说，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在台湾的统治更加严厉、高压，台湾作家的文学表现受到更为严苛的限制，吕赫若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写作。日本殖民当局厉行“皇民化”政策，吕赫若及其作品遭到攻击，但他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创作的几篇小说仍表现出对“皇民化”的抵抗。

　　“从当时日本殖民当局的文艺政策立场来看，吕赫若着力刻画台湾社会的腐朽、黑暗，对‘皇民化’问题几乎不屑一顾，是非常有问题的。几位日本文人就曾激烈批评吕赫若等台湾作家偏好描写‘现实的否定面’，而对‘本岛人作为皇民’的问题不积极、不肯定。”吕正惠说。

　　可想而知，吕赫若当时所承受的压力与内心的压抑、无奈，虽然无法秉笔直书，但他的信念却没有丝毫动摇。在吕赫若写于１９４２至１９４３年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他购买、阅读书籍的记录，其中不仅有《诗经》《楚辞》等古代经典，还有老舍的《骆驼祥子》和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等。

　　这一时期，吕赫若的创作被迫更加隐晦。小说《清秋》中，他为主人公安排了一位中华传统文化修养深厚的祖父。“通过主人公仰慕祖父的情节，吕赫若实际上对‘皇民化’思想进行了反驳。”吕正惠说。

　　吕赫若之子吕芳雄回忆说，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回归祖国，父亲和所有台湾民众一样，欢欣鼓舞，十分兴奋。

　　然而，没有多久，吕赫若看清了当时国民党独裁、腐败的真面目。１９４８年，他出任《光明报》主编，进而投入中共地下工作组织。次年，《光明报》创办人、基隆中学校长、中共地下党员锺浩东及相关人士陆续遭到逮捕，吕赫若因此开始逃亡。１９５１年，中共地下组织“鹿窟基地”遭围剿，吕赫若遇难，年仅３７岁。

　　吕芳雄说：“我的父亲所追求的无非是一个平等、和平、民族不再分裂敌对的理想社会，他的道路终究是对的。”

　　吴浊流：以笔为剑的“铁血诗人”

　　“《亚细亚的孤儿》写于１９４３－１９４５年间，正值太平洋战争后期。在那个动荡、恐怖的年代，吴浊流躲在住屋里，偷偷地写作这本小说，住屋前面就是‘台北警察署的官舍’。”吕正惠对记者说，当时台湾作家的写作自由受到日本殖民当局严格钳制，吴浊流以“为自己而写，没有想到要发表”而获得了“畅所欲言”的空间。

　　他说，吴浊流曾回忆自己在日据时代担任教职，无法忍受日籍校长和教师对台湾教师的长期歧视，以及日本殖民当局在教育政策上的蛮横。

　　“一次运动会上，一位日籍教育官员打了包括吴浊流在内的台湾教师，自尊受到严重伤害的他毅然辞职离校。”吕正惠说，吴浊流在回忆录中谈及受辱时写道：“人在该死时不死，耻辱就终生不能湔雪。”而辞职后有机会到大陆就业时，他说：“我欣喜若狂，欢天喜地准备到大陆去跑一趟。身子里满溢着解放感，恨不得立刻飞过去。”

　　吴浊流在强烈的民族意识影响下进行创作，《亚细亚的孤儿》的主题揭示与人物塑造都彰显了反抗殖民统治的精神。吕正惠说，“台独”派企图歪曲吴浊流及其作品，但他们的解释完全是讲不通，也站不住脚的。

　　《亚细亚的孤儿》的结尾，“发疯”的主人公胡太明在家中墙上写下：“志为天下士，岂甘作贱民。击暴椎何在，英雄入梦频。汉魂终不灭，断然舍此身。……横暴蛮威奈若何，同心来复旧山河。六百万民齐蹶起，誓将热血为义死。”吴浊流最后还暗示了主人公的选择：有个渔夫说，曾有个像是太明的男子坐渔船渡海到对岸。而后又有传说，太明从昆明的广播电台对日本喊话。

　　吕正惠介绍说，只要读读吴浊流的回忆录《无花果》，就可明了他的心迹。

　　在谈到台湾光复时，吴浊流曾如是写道：“现在，完全解脱了而回到祖国的怀抱，已经不是殖民而是真正的祖国的人民了……如今已从日本人手里解脱出来，而取回自由的关系，自动地想对祖国服务。”

　　“日据时代的台湾新文学，其核心都与日本的殖民统治密切相关。”吕正惠说，那些优秀的台湾作家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中华民族意识，他们无法容忍自己文化上的根被铲除，用作品对抗殖民者并希望唤起台湾民众。

　　除了赖和、杨逵、吕赫若、吴浊流之外，还有许多历经那个苦难岁月的台湾作家以笔为剑，要刺穿那暗夜、点亮苍穹，他们都是“台湾的良心”。吕正惠说：“这些美好的心灵，不应被今天的人们淡忘，更不容别有用心者曲解。可是，又有多少人，看见他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