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在西安开幕。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正永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陕西省旅游条例》（修订草案修改二稿）等提请会议审议。近两年，“驴友”穿越秦岭迷路的新闻时有发生，《陕西省旅游条例》在修订时，拟规定组织者要提前5日备案，不备案的话，对组织者和参与者都要处罚。（《华商报》11月18日）

驴友“任性探险失踪”，后续的救援成本可谓相当昂贵。2012年2月12日，13名济南驴友从泰山天烛峰景区非游览线路进山，两名驴友在下山过程中离队走失。当地出动了上千人进行营救，此次搜救，调动了消防、公安、武警、景区工作人员等队伍力量,日均耗资4万多元。当然，相比于救援成本而言，安全风险带来的生命损失，才是探险活动最难承受的后果。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具体的景区管理机构，都对安全管理肩负重责。因而，无论是出于法律责任和社会道义来说，出台法律限定野外探险都相当必要。

无以规矩，不成方圆。在法律的框架内从事探险，表面上是自由权受到了限制，实质上却是对安全权的保障。更重要的是，政府明确约束性规范之后，也就意味着自己将会承担相应的审查、把关和救助责任，此其实是“管理型服务”的具体体现。事实上，这样的规定在国外并不鲜见，并根据不同的情况以进行责任的分解。比如以色列海滩管理部门会按照海上风浪级别更换白、红、黑三色旗，不同颜色的旗帜代表风险和责任的不同，白色的情况下若是出现事故，政府将承担全责，红色则是政府和被救者分担，黑色则是被救者全部承担。

驴友违规野外探验，救援费用谁埋单，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虽然实施救援是政府的天然责任，但也不能对违规者不加以任何成本性处罚。一方面，通过“活动备案”来进行事前审查，能起到把控“入口关”的作用；另一方面，对组织者和参与者进行处罚，可以达到控制“出口关”的效果。在野外探险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下，通过立法树规确实具有破题的意义。

一个基本常识是，不受限制的自由最终得不到自由，权利只有作出部分让渡，才能更好的获得保障。野外探险是一项风险极大的活动，除了要遵循相应的技术规范外，还应有一定的条件约束。在这方面，国内的法律并不健全，相应规定涵盖的范围较窄。比如2007年9月4日，国家旅游局公布的《旅游资源保护暂行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未经开发的旅游资源区域开展旅游经营活动。在以上区域开展科学研究、体育运动、探险等非赢利活动，应提前向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备案，包括活动目的、人数、停留天数、相应联系方式及预采取的旅游资源保护措施等内容。如此看来，“备案”实则有法可依，只是规定的面相当窄，在具体落实上存在极大缺陷。

对于此次修法，争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究竟有没有必要对驴友的行为进行限制，二是采取备案的措施能够收到多大的成效。因为对于面积极大的景区来说，驴友备不备案都可能难以改变结果，同时在处罚的执行上，也可能存不小的难度。对此，参与修订的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人士解释为，此条款更多只是“提醒驴友有风险意识作用”，不能说是一种遗憾。当然，在缺乏上位法的支撑下，地方立法自然也是“捉襟见肘”，不过通过立法能够达到事后监督和提升自觉履行的意识，由此进一步补强公共责任，转变社会对权利的认识，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