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近期谈到，国内近几年经济没搞“强刺激”，过程颇不容易。下一步的发力点在供给和需求两端，落脚点仍然是调结构。其中“供给侧改革”的提法越来越多，已经被视为改革转型的重中之重。这一舶来的象牙塔术语，事实上已经通过一系列政策，落到了百姓身上，并还将在日常生活视野之外不断承接各种机会和挑战。繁复的刀法，将劈开改革沿途的荆棘。

改革的繁复刀法

经济方面的大政方向可分为“需求”和“供给”两端，一般兼而有之。前者强调增加老百姓、企业、政府等主体买东西的意愿，比如家电下乡、汽车补贴、降息降准、投资“铁公机”等等，落脚处都在“买买买”，鼓励大家多掏腰包买家庭大件、房子地皮、水泥钢筋。后者则强调如何改善生产，让大家伙儿能够用最佳方式把该做的事做好，比如简政放权、国企改革、计划生育、科技创新等等，着眼点在于“修内功”。“需求端”大家看得着，政策效果短平快，作用在于为经济体自我复苏搭把手，但并不能增强经济的体质。“供给侧”不为社会所熟悉，然而指向固本培元。

具体来看，“供给侧”改革的刀法沿着人口、土地、资本、科技、制度等多方面展开。这些正如武侠小说中的人体经脉一样，需要全部打通才能功力焕发；有一条闭塞就武功尽失。

人口政策的核心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依靠充足的廉价人口资源，迅速发展起轻纺、服装、玩具、电子、家具等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今“计划生育”政策逐渐不再适合国情，“单独二孩”政策成熟推出，构成人口数量供给方面的改革。与此同时，近30年来，高学历人才越来越多，人口质量得到极大提升。但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准仍待提高，需要以教育促扶贫，强化人口质量供给。此外，户籍制度改革能够同时提升人口数量和质量的供给效率，是人口政策中的重点。

土地政策着眼在农地流转、房地产管理、土地使用效率等方面。农村宅基地的产权确立是市场化流转的基础。流转后保障卖地农民能够获得合理补偿，同时将所得资金投入到新生活设计中去，是后续工作核心。房地产泡沫的恐怖，远可以谈海南楼花，近可以说常州“鬼城”。从控制土地供给来限制房地产泡沫，并迫使地方政府不再依赖土地财政，是其间重点。北京四环内不再供给土地新建住宅，就是这方面的案例。最后，还要在规划中协同不同类型土地的使用效率，不要这届班子搞南区，下届班子搞北区，最后整个城市变成大工地，但功能上仍不协调。

资本供给的老大难问题近来被表述为“僵尸企业”。这些企业，一般有着“绝对过剩”特征，就是说产的东西不可能卖得完。当下，钢筋、水泥、玻璃等建材类行业基本就是这情况。然而这些大多是大国企，持续依靠银行廉价贷款和财政资金不断“续命”，成了“僵尸”。这些钱都是无数嗷嗷待哺的中小企业、创业企业所梦寐以求的资本，但并没有供应到最需要的地方。总理最近两次谈到这件事，预计在马上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会亮出刀刃，开始攻坚。

科技、制度等方面的发力，是把活干聪明的关键之关键。人、钱、地这些东西，古已有之，需要互联网、精益管理等现代化的要素来“画龙点睛”。政府不断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用意就在于提高供给端种种要素结合的技术含量。民间努力需要政府进行基础性的配合，中心问题依然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简政放权成为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但破除垄断、扩大经济开放度、提高法治水平等更为基本。这些方面我们陆续看到发改委、商务部、最高法等机构在推进相关工作。混合所有制改革、人民币加入SDR篮子等多项近期年内重大事件都与此有关。

可以说，“供给侧”改革的范围远高于“需求端”，要求政府乃至社会全方面治理能力的提升，而不简单是财政部、人民银行、国资委等经济治理核心部门的职责。

机会与挑战

系统性工程的难度远高于单一工程。从国际经验来看，“供给侧”改革的艰辛和缓慢是普遍的。欧元区和日本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政府决策效率低下、企业创新短板等诸多结构性问题的过程，分别也都有十年以上的历史。日本经历的挫折还更长些。中国的改革很可能漫长而曲折。

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改革成果，为2016年以及更远的将来打下基础。从经济总量来看，消费已经超越了投资成为国民经济占比中权重最大的一块。这里面的意义很重要，就是说出去吃饭、旅游、上网看视频、购物等这些日常活动所催生的企业产值，已经高于以烟囱高炉加上机器人、流水线为代表的企业产值。横向比较，发达经济体普遍以服务业为主，大约占到六成以上。我国刚过半，还可以更上一层楼。

结构上，房地产过热的时代基本过去。在房地产时代里，财政、贷款、产业、就业等各方面都围着它，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结果。正面结果是经济长期得到有力支撑，一线城市到四五线的城镇居民普遍经历了与之相关的收入上升或资产升值。负面结果是资源畸形配置，牺牲了其他产业健康发展的空间，同时造就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令人难以忍受的超高居住成本。接下来的机会，就是如何利用腾挪出来的人力、土地、资金来支持下一个发展龙头。

挑战与机会是同等量级的，甚至很多方面可能还更严峻。人口政策的难点在于农民工城镇化和高端人才国际化。前者决定根基是否稳固，后者决定高度是否超群。土地政策难点在于农村－城市用地矛盾和城镇土地合理规划。资本方面需要顶住就业和稳定性压力来重组、清理“僵尸企业”。科技方面需要引入民间风险资本来承接创意。将这些任务的攻坚主体梳理出来，关键都在于政府自身的定位是否满足现代经济的要求。

深圳和广州的对比可以为我们寻找政府位置提供一些灵感。深圳从一无所有的海边渔村，到如今可望香港而立，拥有平安、华为、腾讯等一批世界级企业，成就可谓辉煌。广州也贵为一线城市，GDP还高于深圳，同样有广汽、南航等一流公司。然而，两个城市气质迥异。深圳的支柱在于高新技术、金融、物流和文化产业，标签是“创新”；广州的支柱在于汽车、石化和电子，传统产业更重。考虑到广州把住珠江口的地缘优势和可追溯到秦汉的悠久历史，深圳成就更具启发性。深圳代表了民间力量在政府良好引导下所能够达到的成就，给出了当前全国“供给侧改革”所应该参考的样本。

展望2016年，宏观经济预计仍将坎坷，道阻且长，但生机已经显现。从自然的规律看，瑞雪兆丰年。冷风固然凛冽，但为来年春天吹出一片清白。改革利刃带起的刀风能否有类似效果，取决于刀法的狠准力度，更在于用刀者无畏风险的勇气。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