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琦（1867-1931），字幕韩，晚年署名孟晋老人，浙江杭州人。孙宝琦自幼好学，在清末历任户部主事、直隶道员，顺天府尹、山东巡抚等职，曾代表清政府出使德、法、西、葡等国。民国成立后，孙宝琦于1913年9月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1914年2月，代国务总理；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辞职。1924年1月，孙宝琦出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兼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任内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向德国索赔成功。1925年2月，孙宝琦任淞沪商埠督办；1925年8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第一任驻苏大使；1926年任中法大学董事长；1931年2月在上海去世。

两助蔡元培

1907年6月，顺天府尹孙宝琦出任出使德国大臣。

这时，蔡元培决定自费去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但苦于手头拮据，便通过孙宝琦的弟弟孙宝瑄介绍，登门拜访孙宝琦，请求在清廷驻德使馆内任一职员，以便勤工俭学。孙宝琦听后当即答应蔡元培的要求，每月发津贴银30两，不必任何种职务，并答应照顾食宿。

到德国之后，考虑到蔡元培的旅居经费不足，孙宝琦介绍他兼任唐绍仪之侄唐宝书、唐宝潮等四人的家庭教师，为其补授国学，每月报酬100马克。

进入民国后的1916年8月，蔡元培在法国收到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的电报，敦请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不久，便到孙宝琦家中拜访，两人欢谈甚久，才依依惜别。当孙宝琦把蔡元培送到门口时，发现蔡元培虽为校长，却没有车辆，就对他说：“你作为堂堂的北大校长，以后不可徒步了。”

过了一段时间，蔡元培又去拜访孙宝琦，仍然是徒步前往。孙宝琦见状，就买了一辆马车送给他。可是，蔡元培并没有乘坐，孙宝琦又把自己常用的一匹马派人送了过去。此后，这辆马车就成了蔡元培的“座驾”，他每天坐着马车到北大第一院上班。

巧妙化解李彦青挑衅

曹锟以贿选当上总统以后，胡乱提拔亲信，其随从李彦青平时为曹修脚、擦背、理发，也得了个总统府收支处长的官衔，不仅对政府的财政指手画脚，还对政府军政大员颐指气使。孙宝琦虽然贵为总理，也受尽了李彦青的气。

孙宝琦以总理身份进公府去见总统曹锟，本来可以随到随见，但李彦青却摆出大总管架势，肆意刁难。一次，孙宝琦因为事情紧急，进公府后直奔曹锟的办公室，李竟上前拦住说：“你等一等，这不是曹三爷的家，这是总统府，你懂不懂?”孙宝琦告诉李彦青说：“国务会议有重要事，总统可以临席。如果总统临席，你早点告诉我!”但李彦青竟然回答说：“那你可以问总统去，让我怎么告诉你？”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好在孙宝琦涵养甚高，不和他一般见识，还好言相对，不做火上浇油的事，并运用机智化解了李彦青的不少挑衅之举。

有一次，孙宝琦正在主持召开内阁会议，忽接总统府电话说：“李六爷就要来列席会议,曹三爷有话由六爷向内阁传达。”这个“六爷”就是李彦青。听到这个消息，阁员们无不惊愕，大家不知道一个总统府收支处长究竟凭什么资格来参加内阁的重要会议，但碍于总统曹锟的面子，也不敢把“六爷”真的拒之门外。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孙宝琦当即宣布暂时休会，内阁成员虽然都在会场，但不再谈论正式的议题。等李彦青来到会场后，发现内阁成员都在。他摆了一会儿架子，说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后，也就起身告辞回去了。孙宝琦则立即主持会议重开。

力拒王克敏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逼走黎元洪贿选为总统后，任命孙宝琦组阁，以王克敏任财政总长。孙宝琦上台后，“奉行宪政，和平统一”的方针，但遭到军阀的反对。此时，发生了“金法郎案”。

一战后，法国货币法郎纸币贬值，其实际价值仅及其纸面含金量的1/3。1922年，法国政府以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恢复倒闭的“中法实业银行”为诱饵，要中国以所谓“金法郎”(金法郎实际并不存在)偿付对法庚子赔款，这使中国多付关银6200余万两。王克敏曾任中法实业银行总经理，在该行有大量存款。王克敏为了使自己不受损失，极力支持曹锟同意以“金法郎”偿付法国赔款。

但这一方案必须获得国会批准，由总理签署意见才有效。孙宝琦却拒绝在文件上签字。王克敏于是收买议员，联络阁僚，更巴结曹锟，处处对孙宝琦进行掣肘，而孙宝琦则“外联疆吏以自保”，“内借金法郎案、债券案以攻王”。6月中旬，孙宝琦与王克敏的斗争白热化，王克敏借口财政困难，任意克扣孙宝琦国务院的经费，说总理如果签署金法郎赔偿方案，国务院的经费就不再拖欠，而且还另有酬劳，被孙宝琦拒绝。

后来，孙宝琦要求总统曹锟批准他以内阁总理的名义前往疏通列强。但曹锟这时已经倒向王克敏一边，声称：“在府一日留王，逼王无异逼予。”7月2日，孙宝琦在呈文中说自己“头晕目眩，肝胃不和”，不能继续供职，向曹锟提出辞职。

紧急施援成舍我

成舍我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报人。1926年8月6日，张宗昌在北京枪杀著名报人林白水后，成舍我决定将这一消息即行公布。8月7日深夜，宪兵司令王琦奉张宗昌命令，到世界日报社将成舍我逮捕，马上就要执行枪决。

成舍我的夫人杨璠赶往孙宝琦府中，请求孙宝琦出面救助。成舍我以前曾为孙宝琦仗义执言，当孙宝琦之子送成舍我200块大洋的支票时，成舍我坚决不收。因此孙宝琦对成舍我的为人非常敬重。于是孙宝琦立即答应找张宗昌说情。

第二天一大早，孙宝琦便来到张府。张宗昌见孙宝琦前来求情，便有所松动。几经交涉后，到第四天下午，成舍我被张宗昌作为“礼物”送到孙宝琦府中。张宗昌的下属拿出一张纸条，上写：“兹送上成舍我一名，请查收。”孙宝琦也写了一张纸条：“兹收到成舍我一名，谢谢。”

乐善好施

晚年的孙宝琦退职后没有薪水，加上家里人多，以致经济很不宽裕。据说孙宝琦曾在税务处督办任职时，每月都会有一笔交际费，这笔钱孙宝琦一直没有支取，离任时他将此笔款项一并取出，造了六幢小洋房，悉数转交给了税务局。

1928年，孙宝琦赴上海定居。孙宝琦去上海前，却发现居然连房租都付不出，就吩咐人把从法国带回来给女儿的两架钢琴交给房东作为抵押，还对房东说，等将来能够周转了必来结清房款。到上海后，他借住在哈同花园，后来搬到汉冶萍公司俱乐部居住。孙宝琦在上海从事慈善文教活动，因其乐善好施，沪上各类慈善赈济事业都推他领衔。

1931年孙宝琦病逝后，据说前往凭吊的亲友达1000多人。徐世昌送来挽联一副：“门多歇浦三千客，家少成都八百桑”，横批是“旧雨晨辰”。这副对联上联用的是战国春申君黄歇的典故，赞扬孙宝琦好客；下联用的是三国蜀相诸葛亮的典故，赞扬孙宝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