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对世界没有理解，对他人与自己之间的关系没有理解，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观察并认识到虚无，才有可能承担并克服它。

格非

从小，母亲就告诉我不要做个老实人。她一直想把我变成一个见风使舵的人。她的那些教训永远是“有防人之心，切勿冲在前头”。我理解她，因为她经历过中国过于残酷的社会现实，在战争、饥饿和三年自然灾害面前侥幸存活。“退一步”是她古老的智慧。她的担心到了什么程度?之前朝鲜的张成泽被处死，她打电话叮嘱我不要出门。

但我从来没有被母亲的世界观同化。我常常在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单纯为了过一种安全的生活，你会失去什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另外，我母亲也不是遇事畏首畏尾的人，她总是忘记了她的那些处事秘诀，在关键的时候表现出非凡的勇气，临难不苟且。

当下很多人，不管现实状况如何，相信简单的进化论，相信美好的世界会从天而降，相信世界永远都会有希望，未来总是好的。这种廉价的乐观主义是享乐主义的文化塑造出来的。当然我也不是一个完全的悲观主义者。我很认同鲁迅先生的观点，未来如何取决于我们当下的所作所为。

如果一个人没有认识到虚无，是很可悲的。

我是一个保守的人，比较难实现自由。自由的问题很复杂。首先，我们这个社会普遍看重的是经济和物质自由。现在最流行的一个概念是财务自由。你有钱了可以做很多事情，但这是真的自由吗?自由往往是表象，你在追求这种自由的过程中往往会被控制得更紧。我说自由很难实现，是因为当今社会的控制无处不在。有些控制是更为隐秘的，还有一些存在于我们内心，也就是个人无名的欲求和执念。追求个人的自由，前提是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要有很好的分析能力，对自我要有省察力。

我们不要觉得虚无是坏东西。如果一个人没有认识到虚无，是很可悲的。他对这个世界是什么样根本不了解。只有观察并认识到虚无，才有可能承担并克服它。比如说，认识到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在这个前提下才可能去尝试有意义的生活。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多年，今天是第一次跟记者谈到。

乐观有时也需要自我强制。比如我有了孩子以后，我会强迫自己乐观。这种乐观是一种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假设。也就是说，即便你认为这个社会没希望，你也得假设它有希望。我认为这是一种终极性的道德勇气。如古人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或者像保罗·蒂里希所说的，完全不顾“非存在”的威胁，去肯定自己的存在并赋予它意义。蒂里希认为卡夫卡和加缪就是这样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贝多芬和舒伯特也是这样的人。贝多芬很绝望，但他的悲伤最后一定会回到强力，回到肯定。而舒伯特呢，他在绝望中的肯定，是回到壮丽的美。悲伤在云开雾散后，你仍然能感觉到，但它已经能够抚慰你的心灵。

雾霾这么重，人不可能有什么尊严。

我特别喜欢这次的采访题目，“世界观”。如果一个人对世界没有理解，对他人与自己之间的关系没有理解，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个社会让我感到不能忍受的方面很多。比如腐败、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法制的不健全、环境污染，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简单化的思维无济于事。最根本还是人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是价值系统和世界观的问题。就拿雾霾来说，雾霾背后是排放问题，但超量排放、监管不力，甚至地方政府部门眼开眼闭，其背后是利益驱动。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我们到底如何理解生命的问题，如何面对自己的欲望问题。在我看来，最根本的还是人的觉醒问题。

二十年前，我就对环境问题产生了严重焦虑。在《春尽江南》中，雾霾是作为象征性的意象出现的。简单来说，人最重要是有尊严。雾霾这么重，人不可能有什么尊严。

说到我这辈子最崇拜的人，当然还是我的母亲。

有个奇怪的悖论，我妈妈这样老劝我不要冒险的人，这辈子却有三四次都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一次是在“文革”期间，她当时偷偷将一个赤身裸体被吊在牛圈里奄奄待毙的人解救下来，连夜送到长江中心的岛上，交给我舅舅保护起来。这个人一直活到我上大学。前几年，我们当地有个年轻人死于工厂事故。工厂拒绝任何赔偿，全家老少束手无策。妈妈原来也不想管，但她在葬礼上看到年轻的遗孀手里抱着那么小的婴儿时，眼泪再也止不住。年近七旬的她和村里五六十个老少，当天就包围了这家工厂，最终为死者争取到了赔偿。总体上讲，我母亲是个明哲保身的人。但在关键时候，她总是豁得出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很多时候不如她。

很多人问我要不要出国，包括老家的一些老板。我很少给他们什么明确的建议，因为我无力承担别人的命运。但我骨子里非常厌恶时下趋之若鹜的移民时尚。

有人说我农民，我会觉得是一种很好的表扬。

很多人见我都问，这件西装怎么哪个场合都穿(指了指身上的衣服)。的确，我二十多年没买过西装了，没有必要。洗衣服的水，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会留着拖地冲马桶。垃圾处理当然很重要，可最重要的是减少垃圾的产生，节制自己的欲望。

佛教讲专注，但今天的每一个当下都被工具论的思维毁坏了。我们吃东西是为了吸取营养，不再知其味;交谈是为了生意，并不是交朋友。

这大半辈子我有过很多错误的认知。个人的经验有局限性，我老是告诫自己，不要太自信，要重视跟自己意见完全相反的人。我曾经彻底推翻过自己的认知。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和一些朋友的精英意识很强，一心想着启蒙就靠我们这些人啦，进步也靠我们啦，看不起庸俗的小市民。可后来我发现那些庸俗的人其实并不庸俗，从道德上说，他们其实一点都不比那些所谓精英逊色。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其优点，作为作家，你不见得就比你笔下的人物具有优越感。理解别人，就是理解我们自己。

有记者问我为什么不能再写《褐色鸟群》那样的作品，要说明白其实颇费周折。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社会的急速变化，在上世纪80年代支撑着先锋小说创作的政治背景和文化机制已经消失了;二是除了精英，我希望普通读者也能理解我的作品。

过去要是有人说我身上有农民气，我会好几天心里不舒服。背后其实是精英意识在作怪。现在如果有人说我农民，我会觉得是一种很好的表扬。

格非答问

问：你更相信直觉还是理性?

答：很多时候我们刚冒出来的想法基本上是不准确的。太多道德概念、固有偏见一下子把你的脑袋裹挟了，很容易丧失理智。比如药家鑫案，开始我也非常愤怒，后来会思考这个孩子的思维逻辑是怎么形成的，当他用一个更大的罪恶去掩饰一个过失的时候，这一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是什么。

说到对世界的认识，直觉很重要。每个人都有很好的直觉。它之所以变得迟钝，是因为我们往往无视它的存在，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社会流行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