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山西省纪委日前透露，2014年9月至今，山西省共有1000余名干部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并上交了违纪款物。

过去，山西等地在清理国家工作人员投资入股煤矿的文件中，明文在某个时限内主动退出可免于追究。2009年司法部门一名高官公开讲，当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贿起刑点是5000元，但某些地方对几万元的受贿案并不移送检察机关起诉，只要退赃就行。也就是说，在有些地方，一旦主动交代问题，就意味着从轻发落。也正因此，千余干部主动交代问题之后，组织上怎么办，就成了一个公众关注的焦点。

能够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并上交了违纪款物，当然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的关键一步。但笔者认为，主动交代问题不是免罪符；问题不大，也未必是免于处分或从轻发落的充分条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从严治党则是党的方针，所有党员干部都应接受国法与党纪的双重检视。

有关部门如何处理，的确面临矛盾：如果干部们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组织应表现出善意，否则会形成负向激励，激励问题干部隐瞒问题；但如果过于宽宥，则又不免有放纵之嫌。在态度上，民众与有关部门也可能存在落差：组织上讲究宽严相济，而民众对问题官员却往往“一个都不原谅”。可对官员太过宽大，难免令民众对反腐产生质疑。

窃以为，对于主动交代问题的干部，有关部门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必须认识到，违法犯罪与一般违纪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要区别对待。对没有涉嫌犯罪的，自然是按党纪政纪办事。对于已涉嫌犯罪的，就不能以党纪政纪处分代替，该法办的必须予以法办。

其实，严格依法依纪办事，与宽严相济的原则不矛盾。干部主动交代问题，应当受到鼓励，但这种鼓励不是在党纪国法外另搞一套。党纪国法本身就有从轻从宽处理的规定，比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问题的、主动检举同案人经查证属实的、主动退出违纪违法所得的等情形，可依照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分。可见，宽严相济与严格执纪执法是内在统一的。

事实上，干部主动交代问题不应以逃避党纪国法的制裁为目的，而要立足于告别过去、轻装上阵。在不按照法律办事的政治生态中，干部容易陷入“囚徒困境”。告别过去，把党纪国法立起来，党员干部才能知所敬畏，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方谓可期。

□杨于泽（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