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市化在普适意义上的三大元素：谋求城市发展的“动力”，坚守城市发展的“质量”，维系城市发展的“公平”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21世纪影响人类的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一是中国的城市化。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新常态下如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等世界难题，其基本出路的重大选项之一，就在于中国的新型城市化。难怪有人直言：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

牛文元

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的世界发展历程，主要靠两个车轮的共同推进，一个是积极推进工业化，另一个是积极推进城市化，此二者像双子星座一般，互相促进，互为支撑。工业化的整个历程，既显示出人创造财富的有效性，也揭示了人对自然的掠夺性。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指出：从全球范围来看，人类的“生态足迹”已经超出了全球承载力的20%，人类在加速耗竭自然资源的存量。传统工业化高歌猛进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和深度的生态退化，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已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并加以摈弃，代之而起的是目前所提倡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车轮正从传统工业化转变成新型工业化，那么另一个车轮也必须从传统的城市化转变成为“新型城市化”，唯此才能担当起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为了达成上述“两大车轮”的共轭对称，中国的“新型城市化”必然应运而生。

中国的发展阶段目前正好对应着“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瓶颈约束期，表现为“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效率与公平需要调整和重建”的关键时期。在这一关键发展阶段，中央不失时机地把握战略机遇，总结历史规律，提取理论精华、部署具体任务，显示出改革开放在新时期的拓展与深化。

近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全面剖析了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所处阶段、成功实践、面临问题和应对方略，抓住了城市化是打造先进生产力平台、破解发展难题、进一步提升全球竞争力这个核心问题，面对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一系列主要矛盾，提出来一整套解决难题的组合拳，在统筹上下功夫，在理论上求创新，在战略上谋突破，着力提高我国城市发展的持续性、宜居性，从而凝练出新型城市化在普适意义上的三大元素：谋求城市发展的“动力”，坚守城市发展的“质量”，维系城市发展的“公平”。

什么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有效推进生产力发展的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是城市化发展的基础动力。当前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以及智慧城市、“互联网+”、生物医学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等，正在形成城市新一轮发展的推动者。

什么是城市发展的“质量”？城市发展不能以资源、环境、生态等自然资本的过度消耗为代价，不能以牺牲城市安全和人的幸福为代价，也不能仅仅以数量、规模、速度作为业绩的度量，而应是以建设绿色城市、宜居城市、海绵城市、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城市，以提升整体生活质量和社会道德水平为标志的城市内涵式表征。

什么是城市发展的“公平”？实现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无差别国民待遇，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社会成员，让人人在机会面前获得平等参与的权利，真正达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我们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凝练出的这三大元素，在整体上显示出我国新时期城市化战略所包含的“六个坚持”：坚持在区域一体、城乡一体基础上的创新发展、包容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充分获取改革红利、开放红利和制度红利；坚持在信息时代下实现城市的智慧生产、智慧流通、智慧消费、智慧管理与智慧服务；坚持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共同发展，统筹城乡“人口、土地、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全面协调，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有机融合，横断一、二、三产业的界限，充分显示协调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坚持推行城乡之间、城际之间、区域之间、社区之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达到减缓与解消社会的二元结构；坚持城市容量、城市效率、城市环境与城市灯塔效应、溢出效应、生态效应的交集最大化，有效解决城市病；坚持城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建设，完整体现现代城镇“理性、有序、效能、简约、安全、环保、幸福”的内在精神。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同时指出，城市是我国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把握发展规律，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挥这一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有效化解各种“城市病”。我们坚信，在新形势下把握发展规律，坚持战略方向，抓住关键环节，突破工作重点，中国的城市化必然能走出一条世人瞩目的康庄大道。

（作者系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世界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