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首虎”——副省长谷春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去年8月底接受组织调查。去年底的一篇报道使我们知道他在鞍山市委书记任上时，曾经有个文人投其所好，写了一部叫做《热血男儿谷春立》的小说，许多看过的人都说里面对谷春立的吹嘘简直到了肉麻的程度。据说谷春立自己也说“写得太神了”。不过该文人却在谷春立的关照下解决了事业编制，进入到鞍山市文化局下属机构工作。

投其所好，顾名思义就是迎合对方的喜好，通常是以“下”对“上”。当然了，只是通常。清朝钱陈群督顺天学政时，“有举子求见者，必极力赞扬”。长得瘦的，“赞其清华”；胖的，“赞其福厚”；难看而个子又矮的，“亦必谓其精神充足、事业无穷”。总之，必使来人满意而去。有一天他送客回来，家人问他刚来的是谁呀，他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家人说：“大人如是称许，何遽忘之？”他笑了：“彼求见者，不过求赞耳！赞之而已，又何必知为谁也。”人有喜欢听好话、被奉承的普遍心理，则钱陈群的处世之道就是投“人”所好。

《夜雨秋灯录》里有一个商人投郑板桥所好的故事。郑板桥书画名噪一时，大小商人皆以得之为荣，基本上也都能得到满足，“唯商人某甲，出身微贱，赋性尤鄙，先生恶之，虽重值，誓不允所请”，在“百计求之，终不得”之后，商人开始在板桥的嗜好上做文章，了解到他“性好游”，乃于荒郊野岭建造“茅屋数椽，制绝精雅”，陈设笔砚书画，还请了个仙风道骨的老叟坐镇。板桥有天溜达到那里，“爱极，不问主人谁是，即就榻趺坐”。老叟则与之畅饮，“狗肉而外，又有山蔬野簌，风味亦佳”。板桥高兴极了，“由是日一过叟，清潭不倦，醉而后返”。一个月过去了，人家“唯绝口不论书画”，倒是板桥自己沉不住气了，问人家知不知道自己书画了得；人家说不知道，板桥来劲了，“投袂而起，视斋中笔墨纸砚已就，即为挥毫，顷刻十余帧，然后一一书款”。老叟这时说自己字小泉，来个上款则“荣甚”。板桥奇怪怎么和商人某甲同字，老叟说鲁国还有俩曾参呢，结果板桥信以为真。觉得上当之后，板桥叫人偷偷去商人家看看，发现人家把他的字“已满壁悬挂，墨渖淋漓犹未干也”。在前些年轰动全国的厦门走私案中，赖昌星拿下厦门海关原副关长接培勇就是这种路数。接培勇原本看不起赖，但赖奉上的一套绝版《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令他不能自持。

赖昌星的做法，是投其所好的“正解”，正是在这些意义上，使该成语贬义的成分居多。显然，因为制度的约束不起作用或者作用微乎其微，人们举手投足才会想到去做人的文章。《挥麈录》载，秦桧当政之后，“凡龌龊萎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自小官一二年即登政府”。在正常生活中，大臣的上疏、对策等等对皇帝都有投其所好的成分。即便是谏言，除了如晏子敢于直话直说的，或者如唐太宗类虚怀若谷的，往往都要迂回，通过“投其所好”来循循善诱。比如笃信祥瑞的汉武帝“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董仲舒就要这样讲起，“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然后再说“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当然，投不好就可能坏菜。宋太宗时胡旦献了篇《河平颂》，“古之王者，必有大患，然后彰大圣；必有大灾，然后成大功”云云，读起来挺好，但太宗看了大怒，因为胡旦的例子举坏了，“天子前黜（卢）多逊，后遣臣（赵）普，防大患而遏大灾也”。据何冠环先生的说法：“胡旦大概以为，卢、赵已无望回朝，骂他们愈甚，则痛恨二人的‘准皇储’楚王元佐当会愈高兴。”那么，他是在投元佐所好，买潜力股。然而他不知道，那场大狱正是太宗一手导演的，变成了哪壶不开提哪壶。本来太宗对胡旦是很有好感的，胡旦中状元时还有诗见赐，但是因为该《颂》，他又说：“今朝多君子，如此人岂宜尚列于侍从耶？亟逐去之！”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载，鲁国宰相公孙仪喜欢吃鱼，“一国尽争买鱼而献之”，但他一概不接受。弟子不解，公孙仪回答，正是因为我爱吃鱼才不接受，“夫即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这是说，我要是接受了，以后一定会关照人家；关照了，就将枉法；枉法了，我这个宰相也就当不成了；宰相当不成了，还有人送鱼吗？而我当宰相的这份收入，“能长自给鱼”。公孙仪的这个故事表明，为官者必须慎其所好，因为投其所好是一些走旁门左道的人的本能。在媒体披露的一系列贪官忏悔文字中，黑龙江贪官于海楼曾说了一连串“如果不贪”，头一个就是：“如果不贪，我退休后享受的各种待遇完全可以让我快乐地生活。”毫无疑问，公孙仪提防的结果被他给证实了。于海楼知道公孙仪吗？如果知道，他的结局会有另一种可能吗？估计不会，因为道理毕竟归道理，而无论讲起什么道理，好多官员都能口若悬河。（田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