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本人和他的家族世世代代都是胼手胝足的农民，但是中国的农耕文化结构却因他而发生了划时代的改变。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农业合作组织，用那双长满老茧的手，拉开了农业合作化的序幕，从而改写了中国五千年的农业史；他访问过很多国家，几度当选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他由一个农民而担任了人民公社、县、地区级领导干部，最后成为省部级领导，但却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农具和土地；他去世30多年，人们还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他。

何香久委员近影

这个人，就是耿长锁。

大约十四五岁时，我读了一本书，书名是《花开第一枝》，讲述了河北饶阳县农民耿长锁和五公农业合作社的故事，从此对耿长锁有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但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和这个人物的命运发生扯不断的纠葛。

2013年秋天的一天，我接到饶阳县委宣传部一位干事胡兵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饶阳县委宣传部准备以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锁的事迹拍摄一部电视剧，他们在网络上搜索到我是长篇电视剧《焦裕禄》的编剧，并通过沧州市委宣传部找到我的联系方式，问我愿不愿担纲这部片子的编剧。出于对耿长锁的敬仰，我答应下来，并推掉了其他片约。

接下来是三四个月在饶阳县五公村的深入生活，开了几十个座谈会，采访了上百名与耿长锁有关系的人———他的亲属、乡亲、同志、部下，人们谈起老耿，一种情怀溢于言表。

耿长锁是农业合作化的创始人，也是终结者。他创造了中国农业史上的一个奇迹，他经历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全部过程。可以说，在中国农业史上，他是个绕不开的人物。

毛泽东主席曾评价耿长锁是“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应该说，这是对耿长锁最高的褒奖了。

耿长锁是20世纪的同龄人，1900年他出生在饶阳五公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五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村子，因出过皇封的五公而出名。隋代内史令李德林，辅政有功，隋文帝杨坚追封他的父亲为“安平公”，李德林袭爵，之后李家三代封爵，共五公。所以，这个原名“敬信乡”的村子即更名“五公”村。五公的李家，是华北地区著名的望族，历经隋、唐、五代、宋四个朝代，代代有高官，绵延700多年，但是这个村子一直很贫穷。

五公是个打绳专业村，有民谣说“大曹庄，油梁压，耿尚口，席篾插，柳枝桥，呱哒哒，五公村，拧麻花”。拧麻花就是打绳，这个劳动强度很大的活是穷人赖以养家糊口的生计。

耿长锁父子都是饶阳县有名的打绳把式，但他们一身绝技却难以摆脱贫困。“农民世代勤劳，为什么却吃不饱肚子”成为一直困惑他的问题。早年受在五公村小学教书的地下党员影响，耿长锁参加革命活动，组织“穷人会”，与地主的“青苗会”展开斗争。他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穷人祖辈受穷，是因为几千年来一家一户的耕作方式决定了他们注定是一盘散沙，不但不能抵挡自然灾害，而且也没有力量抗争地主阶级的盘剥。如果穷人团结起来，像散乱的麻批子拧成合般大绳，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1939年，日本鬼子占领饶阳，1942年，日寇在冀中发动了惨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冀中军区机关驻在五公一带，成为日寇扫荡的主要目标，五公村也成为受害最重的村庄。耿长锁的父亲就是在“五一大扫荡”中被鬼子打死的，那年五公村有40多人死于日寇之手。

紧接着，1943年又是罕见的大旱，庄稼颗粒不收，不少人家卖房卖地、卖儿卖女。耿长锁就在那一年，卖掉了15岁的大女儿雪忍。耿长锁与其他三户农民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办起了第一个土地合伙组，同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惟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惟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毛泽东还指出：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远在饶阳的耿长锁土地合伙组不可能听到毛泽东的这番论述，所以有人说这是一种巧合或者是一种不谋而合，不管怎么说，农业合伙组在中国农业史上写下了崭新的一页。

之后这个合伙组又发展成为耿长锁农业合作社。耿长锁有一个最朴素也最执拗的愿望，就是让一直忍受饥馑摧残的农民能“吃饱肚子”，他为这个愿望奋斗了一生。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耿长锁带领他的合伙人一面参加抗战，一面探寻农民自己的出路，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冲破了重重障碍，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农业合伙组不断扩大，农民不但有了饭吃，还为边区输送了大量公粮，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因此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

我在饶阳县档案馆查阅了从1944年到1983年五公合作化及人民公社时期的相关资料，让我很震惊。从最初四户人家的土地合伙组，到25户的大组，到280多户的初级社，再到400多户的高级社，每一次递进都有严格的章程。农业合伙组虽然只是四户人家，但从一起步，它的制度设计就很到位、很完善、很公平、又很科学，所以它才有生命力。

不仅有章可循，而且这个农业合作组织每个月都有很具体的生产计划，他们的生产计划十分周密，周密到了每一个具体的生产细节，比如棉花多少个叶开始打叉，比如什么地块一亩地下多少种子，留多少株苗，什么时候施肥、施什么肥，锄多少遍等，都规定得很详细。我在档案馆还看到一份评产估产报告，密植小麦平均一亩320800穗，每个穗28个粒。一般小麦平均一亩283400个穗，每个穗23个粒。细到了这个程度。

在民主革命阶段办起这样一个具有较多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社，耿长锁被时代推到了潮头。毛泽东1943年11月29日发表《组织起来》，在此之前，五公打绳组已经成立。6年后的1950年，全国像五公一样的农业社才有18个，总共187户。时隔11年，全国农业合作化逐步掀起高潮。

农业合伙组成为初级社、高级社乃至人民公社后，耿长锁也有了更多的困惑和对农民命运的深层思考。他自觉抵制了几次“砍社”风波，也对“一平二调”“一大二公”带来的农民重新贫困有了清醒和理智的认识。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最初那个让农民吃饱肚子的愿望要真正实现殊非易事。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选择了不懈的抗争。40多年来，耿长锁一直是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带头人。耿长锁通过把个体农户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广大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卓越贡献。

1980年，全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80岁的耿长锁又一次经历了痛苦的抉择。1983年，五公农业合作组织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耿长锁最后一次敲响大钟，宣布五公村实行联产承包。

耿长锁性格坚毅，有一种认准了的理十头牛拉不回的倔劲。大跃进刚一开始，电话打爆了，有记者追着采访的，有全国各地挑战放卫星的。耿长锁告诉社委会秘书，凡是挑战放卫星的，一律不掺和。县里催问估产进度，耿长锁在社委会上说：大跃进就要把劲头用在生产上，而不是嘴皮子上唱高产。人家放人家的卫星，咱一犁一锄种咱的庄稼，不跟风，不追潮头，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不去追那些冒虚泡泡的荣誉。

一位副省长来五公督催放卫星，耿长锁说：今年大旱，五公减产已成定局，没有卫星可放，俺不能乱放礼炮，更不能放空炮，要放也只能是个哑炮。

写电视剧写到这一段历史，我夜不能寐，为耿长锁超人的定力而浮想联翩。在那个全国各地都像打了鸡血一样疯狂的年代，他能保持这份清醒、这个定力是多么不易？他要承担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多大的压力？

上世纪70年代，一位女记者把五公的粮食亩产量多写上去25斤，耿长锁知道了，非让记者改过来，耿长锁说：“多1斤也不行。比方说你这闺女挺俊的，给你往脸上搽25斤雪花膏，你成个啥样子？”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耿长锁。

耿长锁毋庸置疑是最具个人风格的劳模，他一生脚踏实地，勤勉务实，在巨大的光环下，他时时保持着一个打绳人、一个普通农民的本色，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耿长锁是紧密联系群众的典范，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楷模，是一位有独特贡献的农民政治家、思想家，是从大土地上站立起来的农民英雄，是一个肩负着民族的命运前行的人。

采访中，很多老人说：那个年月老耿领着大伙种地，那是把地当爹娘敬奉着，当老婆心疼着，当儿女呵护着，庄稼地里不长一棵杂草。

乡亲们说：老耿耳朵很灵，他能听懂庄稼的话，当了省里大干部（省人大副主任），还整天背个粪筐在地里转，啥时锄，啥时耘，啥时施肥，心里一清二楚。

老耿的同事说：这个人一辈子说真话，要让他说句假话，割了他嘴也做不到。因为在华北局的会议上说了实情，讲了真话，他曾三次被停会。他看到“一大二公”的症结，就给国家领导人写信，从来不随声咐和地拍巴掌。

我是一个有“英雄崇拜”情结的作家，我认为，不论哪一个民族，都应该珍爱自己的英雄。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不珍爱自己英雄的民族更是可悲的。这部剧本修改了12稿，脱胎换骨的修改就有4次，每一次都是灵魂的受洗。现在剧本已在饶阳开机，我的心里却一点也轻松不下来。唯一感到欣慰的，是我听从心灵的召唤，写出了这个肩负着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前行的人，也写出了那个每一个人都燃烧着激情的年代。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