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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少将观察员徐佛观眼中的延安

2016年02月02日 14:39 | 作者:朱鸿召 |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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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的学生变成康泽的部下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第十八集团军),接受中华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自1938年10月至1946年11月的八年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处先后派遣六批约十人次的军事联络参谋到延安,其中有的还带有家属和工作人员。这些联络参谋的职责是:加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第十八集团军的联系;了解八路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实际作战情况,并随时向上峰报告;同时,如实观察汇报八路军的战斗消耗和困难,俾以及时给予补充。在这些联络参谋中,有同情并支持八路军抗战的,有从事特务情报工作的,有生活作风不检点的,唯有徐佛观对延安整风运动做认真观察和深入研究。他撰写的延安观察报告,警示如果国民党不思改过,共产党将会夺取全面政权,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并促成以后的国民党改造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他先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企图通过拯救国民党来挽救中国;尔后退出政坛,站在中华文化的立场上,探寻中国现代社会发展道路和中国人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可能。

徐佛观(1903-1982),湖北浠水人,原名秉常,字佛观,1944年结识熊十力拜其为师,由老师为其改名为复观。徐佛观出身耕读人家,父亲以乡间塾师为业,勉强维持生计。这个家庭在给予孩子良好的启蒙教育同时,还让孩子参加农村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砍柴、放牛、捡棉花、摘豆角,这都是我二十岁以前寒暑假中必做的功课。我父兄的艰辛,一闭目都到我眼前来了。所以我真正是大地的儿子,真正是从农村地平线下面长出来的。”这种农村生活的早年经验,在他看来是一个中国人学习掌握自己文化精神的根脉所在。

1923年徐佛观从武昌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担任过小学教员。不久,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北国学馆。当时的阅卷人是国学大师黄季刚,对于徐佛观的答卷十分欣赏,曾在课堂上夸奖,“我们湖北在满清一代,没有一个有大成就的学者,现在发现一位最有希望的青年,并且是我们黄州府的人……”他当时的同学介绍,“徐先生天资过人,任何繁复文字,看过一遍,即能道出其中要领。常放言高论,压倒群伦;有时举止脱略,自校门进入,手持甘蔗,且走且啃,旁若无人……徐先生的自习室在楼下,夜间多高声朗诵。”限于时代环境和家庭条件,徐佛观读书期间还兼任小学教员,以弥补生计。

1926年冬,北伐军攻占武昌,湖北国学馆关闭,徐佛观被迫放弃求学生活,卷入时代激流之中。他参加国民革命军,担任营部书记,军旅途中广泛阅读了《孙文学说》《三民主义》等革命著述。但是一阵浪潮过后,徐佛观差一点被当作共产党而杀头。惨痛的经历促使他断然退出政治活动,继续从事小学教育工作。1928年获得机会留学日本,先后就读明治大学经济学系和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在此期间,他比较多地涉猎各种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著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徐佛观因为参加抗议日本侵略活动,被日本当局逮捕监禁后,驱逐回国。为了生计,他经人介绍到广西的国民革命军中任职。两年后离职,成为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黄绍竑的幕僚。此后大约五年时间里,他跟随黄绍竑走南闯北,协助其侦察进军新疆路线、驻节归绥、筹划沪杭甬抗日军事防御方案,特别是直接参加指挥山西娘子关战役,亲眼目睹太原失守,国民党军队涣散混乱,黎民百姓流离失所,一颗书生报国之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在娘子关一役中,我深切体验到,并不是敌人太强,而是我们太弱。我们的弱,不仅表现在武器上,尤其表现在各级指挥官的无能。无能的原因是平时不认真的求知,不认真的对部队下功夫。再追进去,内战太久,赏罚一以派系为依归,使军人的品格及爱国心受到莫大损伤,更是根本原因所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涣散混乱不同的是,徐佛观看到的共产党八路军,从容镇定,行动迅速,特别是一些高级将领们,其精神状态与国民党将领截然相反。有一次阎锡山在太原宴请国共双方高级将领,徐佛观“留心观察,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面黄肌瘦。萧克坐在我的左边,从颈延髓的地方,陷入很深”。但是,这些八路军将领们“对情势的估计,比我们清楚得多。并且他们早已胸怀大志,当时是急忙展开建立太行山基地工作的”。他们的行动干净利落,往往是神不知鬼不觉。另有一次在石家庄,徐佛观聆听了周恩来关于国际形势的演讲,对黄绍竑说:“我们可能还没有这种人才。”黄绍竑只有笑而不答。

1938年春,徐佛观离开黄绍竑,任国民革命军八十二师团长,参加在武汉举办的军官集训。随后,以战地党政委员会战地政治指导员名义,考察鄂东地区和冀察战区。曾短暂时间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高级参谋,因派系斗争,于1941年11月调到重庆中央训练团任教员。一年后,经人介绍认识唐纵,并被推荐给康泽。时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复兴社总书记的康泽,任命徐佛观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康泽晚年回忆,“关于被派到八路军的联络参谋,是与别动队有联带关系的。1938年5月,我虽解除了别动队总队长职务,但派到八路军的联络参谋的更动,仍规定由我提出,直到1945年10月我出国,才完全由军令部第二厅直接任用管理。”这里所说的“别动队”,是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基础上成立的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武装特务组织。康泽兼任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直接受蒋介石领导。所以,派驻延安的八路军联络参谋,实际上都同时兼有国民党特务职责。

与毛泽东数次长谈

1943年5月8日,徐佛观、郭仲容同时受派担任联络参谋,接替陈宏谟、郭亚生,从重庆来到延安。他们经西安,进入陕甘宁边区后,雇用毛驴骑到延安。郭仲容是四川人,曾与罗瑞卿、任白戈同学,此次受命出任八路军一二零师联络参谋。“由于前后来的联络参谋在我军内不断搞特务活动,我们向国民党提出了抗议。于是,从1941年冬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我们不许联络参谋再上前线,而只让他们留在延安。”(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5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所以,郭仲容自始至终都和徐佛观同住在延安交际处。

徐佛观是受派担任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联络参谋,也是到延安军衔级别最高的联络参谋。这两位联络参谋骑着毛驴进延安,不摆架子,不唱高调,一开始就给中共方面留下比较好的印象。

他们住宿在延安城南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招待所,稍事安顿就提出希望拜见毛泽东、朱德。经请示安排,先由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叶剑英接见他们。王家坪,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和叶剑英举行正式欢迎仪式。朱德向他们介绍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前方的斗争情况和“皖南事变”后敌后战场的形势发展趋向,明确指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以民族命运为重,坚持争取两党团结合作抵御侵略的方针,希望你们来延安后与我们共同为两党继续合作做出贡献。”叶剑英强调说:“如八路军、新四军这样忠于祖国忠于民族的军队是古今中外没有的。你们重庆军政部对我军长期以来断绝一切物资供应,不发一枪一弹,不发一分钱,我们还是拥护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抗战到底。我国有句俗话叫做‘有奶便是娘,,我们现在是‘无奶也是娘,呀! 希望诸位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今后对许多根本问题就不难取得一致的看法。”

徐佛观讲话中高度称赞延安的精神面貌,仿佛是大革命时代的黄埔,真是令人敬佩!他竭力表现为国民党内进步分子的姿态,痛斥国民党内的贪污腐化行为。虽然双方话中暗藏机锋,但总体气氛融洽。谈话后,叶剑英在总司令部邀请他们共进午餐。

大约一周后,毛泽东在枣园会见徐佛观、郭仲容两位联络参谋,“同他们恳谈国共关系问题,请他们向重庆、西安国民党方面转达共产党精诚团结的意旨。”

据徐佛观后来回忆,他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有过五次以上的长谈,并诚恳地请教很多问题。比如“应当怎样读历史”。

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国史应当特别留心兴亡之际,此时容易看出问题。太平时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应特别留心法国大革命。”

对此,徐佛观颇以为是。谈到《论语》,徐佛观询问:“孔子的话,你有没有赞成的?”

毛泽东想了想答道:“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辨)之,笃行之。,这就是很好的话。”

徐佛观补充道:“应当加上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毛泽东也点头称是。徐佛观记忆中与毛泽东谈天闲聊时的印象都是好的。

时值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送给徐佛观一本《整风文献》。下次见面时,毛泽东问道:“徐先生看我们那种东西里面,有没有好的?”

徐佛观认真研读过这些文章,回答说:“有。”“哪一篇?”

“刘少奇先生的一篇。”是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毛泽东听罢表现出很惊喜的样子,连声说:“你觉得那篇文章写得好?他在这里,我叫他明天来看你。”

第二天,刘少奇果然到招待所来看望徐佛观。一个受命而来,一个关心军事政治,彼此素昧平生,也就寡谈得很。留给徐佛观记忆里的这位中共领导人形象是:“瘦瘦的个子,态度很沉默。大概彼此敷衍一顿后,没有谈什么,所以再记不起一点谈天的印象。”当时徐佛观并不清楚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后来留心打听,才知道他是理论和组织的重镇,在毛泽东面前的分量,远在周恩来之上。”

在与中共领袖人物交往中,徐佛观觉得“毛是雄才大略的人”,“我又是信仰历史巨流的人,不以为毛有本领跳出巨流之外”。所以,他认为“中共许多现象,只有顺着历史的巨流来加以解释,才合乎情理”。直到晚年,他还说:“我们虽然身在海外,虽然反对共产党,但是我们非常爱我们自己的国家,非常希望共产党做得好。我们的国家,现在不错,是站起来了。这个站起来,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当然第一功劳,是毛泽东。没有他的气魄,没有他的号召力,没有他组织的能力,那是不可能的。”

住在窑洞里,徐佛观除了参加中共方面安排的一些公务参观活动,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读中共方面提供的文献资料,其余时间就是“读通了克劳塞维兹所著的《战争论》”,并写下不少读书笔记。因此,又多了一个与毛泽东谈话时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毛泽东在谈论游击战术时强调说:“这不过是小规模扰乱战,若指挥大的兵团,必要时在战略上要牺牲一个兵团,然后才能保全两个兵团,那就要壮士断腕,立即决断。”

徐佛观对此不敢苟同,辩论道:“这在战略上是可以行的,但在政略上恐怕行不通。譬如现在德、意、日三国结成轴心同盟,与举世为敌。假定一旦战局逆转,形势险恶,到了非牺牲不可的时候,请问润之先生,那究竟牺牲哪一国?谁来提议?谁来赞同?又有哪国甘愿牺牲?”

毛泽东一时无以回答,面有难色。那次徐佛观告辞时,毛泽东送出窑洞门口,再送到坡下,一直走到大道旁,方才告别。

当然,由于双方站在完全不同的党派立场上,纵然学问见识上相互倾慕,但在原则问题上却针锋相对,锱铢必较。1943年7月,抗战爆发六周年前夕,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际,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对此,毛泽东约见徐佛观时义正词严地警告道:蒋先生不相信天上可以同时出两个太阳,我偏要出一个给他看看。“再过五年至八年,看虎(鹿)死谁手!”

7月9日,延安各界三万多人紧急集会,抗议国民党军队企图“闪击延安”,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行为。“我们为了使国民党当局知道我们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决心,邀请徐佛观、郭仲容参加大会。徐佛观坚持其反动立场,中途退场。郭仲容听完了各界代表反击顽固派反共的声讨。会后徐郭急电向重庆报告。他们从此在延安更加坐立不安了。”(金城 《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63页。)对于这种行为,徐佛观不依不饶,他表示不能接受吴玉章在大会发言中对于蒋介石的侮辱性言词,要求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他带领郭仲容在招待所里开始绝食抗议。“为此,总司令亲自来挽留,关心他们的生活,稳定他们的情绪,但这一切仍不能奏效,最后闹到绝食,两个人几天都不吃饭。”后来是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解释,并且亲自到招待所来宽解一番,矛盾才算缓解。

在对中共领袖人物的接触交往中,徐佛观认为周恩来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他在人与人之间有真正的人情味,他个人生活相当严肃。在政治中有真正的人情味,这是很少很少的。他不单对共产党里的同志有人情味,与非共产党的人接触时也表现一种人情味,我想这是很难得的”。这种“人情味”,具体表现为永远保持“人的立场”作为待人接物的最后底线。“和他谈问题,他总是通情达理,委曲尽致,决不侵犯到各人的基本立场。”哪怕是面对面听着反对的意见,批评的意见,总是心平气和,耐心地给予解释,解释了还不被相信,也只是说将来会慢慢解决的。

对于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印象,徐佛观觉得这是一位宽厚的长者,有很宽厚的态度,但是在彼此交流意见时,略有差距。

1943年10月,徐佛观获准先行离开延安,途经西安时看望胡宗南。一餐饭后,简单交流,徐佛观就到宝鸡等候去重庆的汽车。未料胡宗南却派人追到宝鸡,一定要徐佛观再回西安。数次宴请,胡宗南询问有关延安的情况,并希望把自己的做法与延安进行对比。徐佛观无意于去做什么对比,以流于一般官场逢迎拍马,只是告诉他:“延安的物质困难,但他们的野心甚大,做法相当有效率;劝他万不可存轻视之心,并应虚心研究他们的长处,尤其是在领导方式上特别值得考虑。”还特别推荐延安《整风文献》中的文章,希望他切实加以研究。胡宗南表示自己没有这些文章资料,徐佛观答应把毛泽东送给自己的那本转送给他。

编辑:曾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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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徐佛观 徐复观眼中的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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