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律师调查取证需被同意规定

施杰表示，中国律师调查取证需要经过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但不具有强制性，对证人又不能给予保护，被调查对象对律师的调查取证不能理解、不予配合是常态，律师调查取证经常费尽周折而效果不佳。

“律师本身没有强制性权力，不能强制证人配合，因此法律规定需证人同意原本没有实际意义。”

同时，在中国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风险大、收益小，特别是在强力询问甚至威胁利诱下，很可能将全部风险和责任推给律师，使律师背负妨害作证的风险。

施杰认为，根据刑诉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因此对证人来说，无论面对的是办案机关还是辩护律师，只要符合作证的条件，都应该有作证的义务。

取消律师向检察院申请调查取证的规定

“检察机关作为控诉机关与辩护人有着对立的利益追求，两者容易发生激烈的对抗。让辩护律师向检察院申请调查取证本身不符合诉讼规律。”

施杰称，辩护律师申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时，面对检察院、法院的不作为而无能为力。检察机关履行控诉职能，难以坚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在诉讼中往往对无罪和罪轻证据不积极追求。法院虽是中立的审判者，但实际中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配合多、制约少，往往也不愿意收集、调取证据。

“因此，实务中辩护律师申请检察院、法院调取证据，检察院、法院往往会以各种借口拒不配合，或者直接以‘认为没有必要’答复。当贻误了最佳取证时间，导致出现证据已经灭失或者难以取得的后果时，却不承担相关法律后果。”

同时，施杰还建议取消律师向被害人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调查取证需要经检察院、法院许可的规定，因为律师向被害人的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调查取证，并不影响其他合法权益。

法院拒绝律师调查取证申请形式应明确规定

“现行规定过于笼统，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完全不受限制，任何情形都可以用‘没有必要’为托词。”施杰建议，应规定除以下情形外，法院都应当决定调取：众所周知的事实；与案件没有任何关系，对证明案件事实不起任何作用的事实；对案件最终处理结果没有任何影响的事实；因客观原因确实没有办法收集；办案机关已经收集调取过证据。

此外，施杰还建议对法院拒绝律师调查取证的，赋予律师救济渠道，建议法律规定法院对律师的调查取证申请应当作出裁定，该裁定可以申诉或者提出复议。

据悉，2016年，中央政法委将会同政法各单位，抓紧研究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施杰希望该意见能充分吸收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方面的建议，最大限度地守护司法公正、防范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