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鲁迅尖锐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是源于他早年在日本看到的那个有关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幻灯片中，一个中国人替俄国人做了密探，被日本人砍头，周围的民众麻木不仁。鲁迅由此觉得要治文艺，改变中国人的精神。

鲁迅

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认真研究鲁迅的生平经历，我们会发现他对国民劣根性的痛恨，更多地与其日常生活遭受的屈辱相关。

鲁迅出身于官宦之家，童年时代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但至少衣食无忧。1893年，由于祖父为了后辈前程在科考中作弊，被清政府抄了家，他们家的经济状况立即变坏了，因此沦于“草根”。鲁迅开始出入于药店与当铺，出入药店，是因为父亲患了重病；出入当铺，则是由于家中实在没有收入来源。在其父亲去世后，鲁迅母子在城里呆不下去，只好寄居亲戚家。鲁迅受尽了周围的人的冷脸、白眼。

成年后，鲁迅做过长达十六年的教育部公务员，成了著名作家，有段时间还当过待遇优厚的教授，再也无须为养家糊口发愁了。然而，“发达”之后，鲁迅似乎并未从底层人士那里得到多少温情，相反，遭受的来自“草根”的歧视倒是一桩接着一桩。

鲁迅有点不修边幅，衣服穿得很随便，长年一身长衫，有时衣服上还难免有些油渍，这就使得某些势利的“草根”觉得他不是个人物，常常欺侮他。某次，他去华懋大厦拜访史沫特莱。门丁将他上下打量一番，势利地说：“走后门去！”这类饭店的后门通常是给“下等人”走的。鲁迅绕到电梯前，开电梯的看了他一眼，说：“走楼梯上去！”鲁迅没有作声，真的一层一层地爬楼梯去见史沫特莱。

1926年，鲁迅应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林语堂之邀，去厦门大学任教，说定月薪四百大洋。当时厦门大学给教职工发薪水，都是由总务处开了支票到市区集通银行去领。鲁迅第一次去领薪水，递上支票，银行职员上下打量了他一番，高声问：“这张现金支票是你自己的吗？”鲁迅没有吭声，只是吸了一口烟。“你这人干什么差使？”银行职员又问，鲁迅两眼望着前方，依然没有作声，只是又吸了一口烟。也许是从未受到这样的冷遇，银行职员执意要找回自己的面子，第三次发问：“你每月有这么高的薪水吗？”鲁迅还是没有回答，只是满脸愠色地望着银行职员，又狠狠地吸了一口烟。最后，支票自然还是兑了，但鲁迅内心的感受可想而知。

对某些“草根”的势利，鲁迅有时也会忍不住回击一下。某次，他穿一件破旧的衣服去理发店，理发师认为这个人肯定是个穷人，出不起大价钱，就随便给他理了一下。鲁迅从口袋里抓出大把钱给了理发师，理发师开心得不得了。第二次，鲁迅又去理发，这回理发师将他视若上宾，心想此次鲁迅一定会给更多的钱，未料理完发之后，鲁迅却将铜钱数了又数，一个也不多给。理发师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鲁迅说：“先生，上回你胡乱地给我剪头发，我胡乱地付钱给你。这次你很认真地给我剪，所以我很认真地付钱给你！”说完，不顾理发师一脸惊愕，飘然而去。

自己做“草根”，受到底层人物歧视；自己不再是“草根”，依然遭遇某些底层人士的不敬，鲁迅写到这样的人物时难免带些特殊的情绪。他作品里的闰土、阿Q、祥林嫂、单四嫂子、人力车夫、吕纬甫、魏连殳等等，除了人力车夫等个别人物，多数形象身上都具有浓厚的“国民劣根性”，他们虽无本质上的大恶，却或者保守、愚昧，或者自私、势利，或者乡愿、呆滞。我们不难设想，如果鲁迅没有那么痛苦的“草根”记忆，他写的底层人士还会那么活灵活现，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还会如此刀刀见血吗？

不夸张地说，“草根”记忆绝对是鲁迅一生的宝藏。

（作者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  

鲁迅论国民性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呐喊·自序》  

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

——《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坟·论睁了眼看》  

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

——《华盖集·忽然想到（七）》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坟·娜拉走后怎样》  

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

——《且介亭杂文二集·论人言可畏》

（铁树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