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分现象由来已久。 但近年来，要分已不再是差生怕“挂科”的“投机取巧”行为，很多“高高在上”的学霸也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其中为出国而奔走的不在少数。在网络上，很多过来人频频支招：他们将“说自己要出国”作为破解“高冷”老师的“终极攻略”。（4月11日《中国青年报》）

要分成了一场“战争”，尤其是对“出国党”来说，但“出国”是要分的正当性理由吗？当以“出国”之名去向老师索取更高的分数，很难说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也很难认为“出国”就是等于“高分”的依据。

遗憾的是，所谓的要分不再偷偷摸摸，不再私下进行，似乎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行为，以至于老师无法“不给”，其他同学无法“不同情”，否则，就是挡了人家的前程。但要分制造的前程真的能凌驾于基本的底线和正义之上吗？在这里，要分者悄然间给了自己一个通行证——“不是想不劳而获，只不过想让老师在打算给88、89分时，能尽量打90罢了”，并且，“想要90多分的唯一原因就是要出国，不是为了奖学金或者保研”，只是问题的关键是既然出国可以要分，那其他同学如果用另外的理由来要分，教师又该如何面对？出国要分正当的话，保研要分又有何不可呢？

这是一个混沌的逻辑，甚至可以说是凭空制造的要分逻辑。在笔者看来，把本无任何正当性的要分捆绑上“出国”以证明正当，是在对老师和同学进行变相的“绑架”，折射着部分大学生为了成功不择手段，为达目的不问公平的价值观暗伤。有调查显示，有71.1%的受访者坦言自己上大学时身边有过学生向老师要分的现象，41.1%的受访者感觉答应给学生加分的老师很多。这能不让我们惊醒乎？“出国党”的要分策略充满了“小聪明”式的算计，在用“出国”作为堂皇借口的同时，无形中对其他学生的权益造成了伤害，长远地说，如此“潜规则”是对不良学风和考风的纵容。

正如教师所说，“学生本该是一尘不染的，我不希望他们过早世俗化，不应该让人情模糊了规则的界限。”在笔者看来，任何教师都不应基于努力之外的任何同情来给予学生“高分”，否则，不仅是潜规则的默许，更是价值观教育的偏颇，是在向学生传达潜规则可以挑战乃至战胜显规则的暗示。这是我们想要的教育结果吗？

严重地说，这不仅仅与大学生有关，也证明着大学文化和精神的矮化。曾主掌浙江大学的竺可桢认为“大学犹之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标准也。”“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但在嘈杂的社会化浪潮中，大学精神逐渐黯然失色甚至悄然失落，似乎淡忘了对真、善、美的心灵渴求，导致我们对要分见怪不怪。常识告诉我们，大学应该离世俗生活远一点，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其超脱性。大学应该是社会的良心，应该成为社会的一种矫正力量，而不能完全为世俗所左右。因此，喧哗、狂躁与轻浮不属于大学，急功近利、追求时尚不属于大学。正如学者弗莱克斯纳所说：“大学不是一个温度计，要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做出反应。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社会所想要的，而是社会所需要的。”对身处其中的师生来说，麻木到对要分无动于衷和熟视无睹的话，恐怕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那些没有参与要分的学生吧？

从长远来看，“出国党”的要分战没有赢家。如何消除“要分”需要高校和教师做出有力的回答，而不是在要分战的泥淖中愈陷愈深。（朱四倍）